我们这次论坛所讨论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问题。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
代化的最困难之点。解决这个问题，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农”字以外做文章，“功夫在农外”。“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现在则要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找出路。要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城市化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规律。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减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当时采取的对应之策，是严格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分割。结果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57—1978年，21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2．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中国基本实现城市化要400多年时间，我们显然不能再在这样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策逐步放宽，城市化速度加快。1985—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2．1亿，城市增加339个。1978—200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70％降到50％，城市化率达到36％（1978年是18％，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LocAlHosT2002年提高到39％。因为起点低，现在我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也明显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这说明，在城市化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我国专家和世界银行专家所做的研究，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在20世纪最后20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在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大量农民工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增强了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开展，现在一些城市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今后二、三十年，我国还会保持劳动力便宜的优势。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根据我们的预测，2000—2020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由15．9％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由50．9％降到30—40％，第三产业由33．2％上升到50—60％；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50％降到35—30％，每年下降0．75到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达到55％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过去十多年的进度，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按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2035年前后才能达到70％。在这个长过程中，城市化会表现出多样化的过渡形态，；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形式会多种多样，很多人不会很快同土地彻底脱离，就业困难时还会回到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研究报告称，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5％。在不少地方，50％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财源。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样做，从短期看，原始积累会少一些；但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并不会放慢，相反，因为农村社会稳定，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市场扩大，会保证工业化更迅速、更稳妥地进行。这也是工业化的两种思路问题。除土地费用之外，还有农村教育经费，国家财税体制，以及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总的来说，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适当向农民和农村倾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地区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今后发展仍将具有不平衡的特点。城市化的进程也将是不平衡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些，经济落后地区进展会慢一些，不可能齐头并进。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甚至成为全国性的某种商品的集散地；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地方就不要不讲经济效益，人为地造镇。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城镇化”的“镇”，实际上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现在所说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城镇”。用“城镇化”的提法，是要注意发挥
小城镇的作用，防止一些国家人口拥入大城市所产生的“城市病”，这样的问题是必须引起注意的。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要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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