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拿了1亿欧圆，后拿了三亿欧圆，拿得比民政部多，在此之前在8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拿了3600万美元，前前后后总共有3亿多的欧圆在支撑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但是建设到今天，在那些没有组织费用来源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仍然是值得讨论。
接下来看村级组织费用来源和村级组织费用的收取方式，我们知道刚才江泽林省长在讲到全国的农业份额占gdp份额的时候，去年只剩14％，大家知道50年代的时候农业占85％，那时候工业只有15％，没有别的地方有收益来源，不进入农业进入哪？现在刚刚倒过来，现在农业是15％以下的gdp，人口仍然将近70％，请问有哪一种政府对15％以上的征税去满足65％的人公共服务需求，当然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不能这么算，县以下还包括工业还有商业，我说不错，但是你看县以下的工商业在哪？（在县城），县城不是农村经济，只能算乡以下，但是虚的东西比较多，乡一下销售总额占27％点几，就是说经济份额占的总比重，就不以农业占分析，会发现28％以下，农业占15％以下，消费占28％以下，对28％的征税能否满足60％多的人公共需求，能否同时建设一个公共组织，能否把我们大家现在约定都接受的放到传统的农村，于是我们在农村组织和制度的费用收取方式上历经改变，无论是税费来回改。实践就意味着不在承认村级组织是自治组织，这是我政府下达到农村基层的正规体系，所以提出征税到8.4％，把村官养起来。这个政策，大家问我们在座的段应碧主任最清楚。（众笑）。我们说这种政策的结果，当然是今天这个局面了，因为事实上养不起，于是乡村公共政策，就是把村官养起来的组织开始形成高负债，1999年3000亿到6000亿，最近调查大概在6000亿到1万亿，乡村公共负债，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涨上去一倍。
我们接着讨论乡村自治组织条件，旧中国农业仍然份额低，不可能成为主要收益来源，其实历朝历代，只爱是传统小农必然是农业社会，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适当的以为可以用以为设想出一个上层建筑，照搬到农村就把农村改变成现代化，错了。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旧中国农村主要是社区自治，乡绅自治，什么情况下能实现的情况下能实现，如果出现宏观的变化，会导致良绅退出，会摧毁乡村自治。
现在治理的困难我想这样的问题就是宏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良绅进入，劣绅退出，不是道德风险，旧中国的良绅退出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战乱，是因为要打仗，打仗是一个成本无限大的开支，一个兵就是好的良绅，只有劣绅对付，得抓夫，派款，军粮，甚至.......
总之，旧中国的乡村精英良绅被劣绅替代，主要是因为在战乱环境中，是因为内战比较频繁，因为非正规的税费压力太大，接着我们看现代困难的是满足农村自治开支需要的那部分开支太大，就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很多指令性计划，要求你建学校不给钱，要你建党员活动室不给钱，要给搞的所有事件都是自上而下下达指令，都得收钱，收不上就得借高利贷。
现在有一个04新政，免赋，我们终于在均田20多年后，采取了免税的另外一种政策，（看图片）搞乡村建设，图上就是湖北的农民老百姓在扭秧歌，合作社发展起来，村民自治建设发展起来，我们美国的郭志文先生，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处得很好。
我们现在进入结论，进一步想发展农村组织，既然政府已经退出，但是并没有完全退出，还占有一些能够产生收益的领域，在农村大家看凡属于有收益的领域，都仍然有政府的顽强的身影。什么领域有收益呢？金融，甚至财政，发彩票，都到农村了，搞彩票是一个无本收益，供销有收益，供销在农村基层不撤，信用社有收益不撤。有收益的地方不撤，现在信用社撤的也就是那些没有收益的地方，但是在有收益的地方，不撤，加工有收益，不撤，食品有收益不撤，原来已经放了，现在放了，加入让农民自保，还是看政府，除了在海南，其他的中西部地方，农村没有组织费用来源，所以形不成合作组织，唯一的办法是让农民产生合作效益，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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