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拿出三笔钱对农民进行补贴，实施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农业机械化，共支付了450亿。
还有农村信用社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土地征占用制度的改革方面，国务院在去年10月底出台了“28号”文件，严格界定土地征占用的范围，大幅度的提高对农民的补偿。
第四个方面，解决了农民工工资欠款，改善了农民外出务工环境。去年共清欠农民工工资330亿左右，已经解决了2003年98％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第五个方面，干群关系在去年得到缓解。过去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农村恶性事件非常突出，去年农村税费改革，加上其它国家优惠政策实施，大大的缓解了农村社会矛盾，由于农民负担导致的恶性案件大大的减少，是改革开放以来恶性事件最少的一年。
《21世纪》：目前，“三农”还存在哪些难题待解？
张红宇：存在的问题和今年政策也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粮食生产的基础还非常不稳定。我国的粮食还存在400多亿斤的缺口，产量是需求量的95％。同时耕地减少和需求增加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增一减，对于粮食生产的综合压力是很大的。
第二个问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是扩大的。尽管去年农民收入增加300多元，但城市居民收入去年增加了900元。前年城乡收入差距是1：3.23，去年城乡差距也没有缩小，还是1：2的关系。实际上，包括各种福利和保障在内，现在城乡收入之比是1：6的关系。除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有区域之间农民收入的差距，最富的上海，最穷的贵州，现金收入之间相差五倍；农民内部的差距也是很高的。
第三个问题，农业科技对农业粮食增产，对农民增收的作用还很有限。科技对于农业的贡献能力越来越重要，但是近些年突破性的农业科技发明很少。实行市场经济后，农业技术的推广体系、流通渠道等仍没有改变。
第四个问题，农业的资源压力很大。我国耕地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中国耕地已经减少到19.5亿亩，用占世界9％的土地养活世界21％的人口。
第五个问题，农村改革还任重道远。包括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征占用制度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及后续制度建设，都有不少新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现在已经进入wto后过渡阶段，世界农业对中国农业的挑战和压力会更大。与我们原来的判断不同的是，进口粮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出口的农产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21世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其背景和意义何在？
张红宇：中央决定把主题确定为农民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一共提出了九个方面，27条，有针对性的解决农业的问题，继续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今年中央之所以把一号文件的主题确定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因为解决好综合生产能力，既解决了当前问题，也是解决了长远问题。目前存在的农村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两个长效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张虎林： 2005年一号文件，对于如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做了方方面面的规定，目的还是要解决“三农”这一根本问题。
首先，“三农”问题是我们国家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三农状况的好坏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三农”问题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要建立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决定的因素是三农；三农是我国政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三农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问题。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小标）
《21世纪》：今年的一号文件突出体现了对农村扶持力度的加大，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是否对工业反哺农业趋势的一个长期落实举措的开始？
刘堪：从去年一号文件开始，应该说农业政策已经进入“反哺“阶段。去年是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今年是直接补到农业生产建设。解决这些问题，是多年以来我们所呼吁的。
国际上有一个共识，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到了600－1000美元这个阶段，应该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按照这个标准来说，我国的“反哺”措施，完全是必要的。当然，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就是说我国的农业资源向工业转移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比如说土地、劳力。现在政府采取的措施，大量的是逆市场调节的措施，通过行政手段来补贴农业和农民。农村的问题的完全解决，只靠政府拿钱是不行的，还要想着如何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如何提高农民的素质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补贴只能是事倍功半。
韩俊：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是大势所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在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2004年我国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万亿元。尽管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到了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实力。我认为，目前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品或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城乡差距较大。应当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大幅度地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张红宇：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依靠农业提高工业化是一种普遍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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