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部门造成的负债，哪个部门负责解决，这样至少可以减掉三分之一以上的债务。现在负债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据财政部财科所的调查，去年负债额是6000亿到10000亿，比1999年增长了一倍以上。不能指望让基层自己消化，如果有关部门不承担责任的话，基层是消化不了的。
另外，很多债务是以前的一些宏观政策执行过程中造成的，比如关闭“十五小”、关闭乡村农民合作基金会并没有补偿，都是一声令下就关了，国家并没有拿钱补偿。国家对这部分的补偿大概又能减掉债务额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一才是因为乡镇挥霍或者亏损造成的，这一部分就好化解了。
构建农村金融体系
《21世纪》：这次“一号文件”突出的另一个主题就是“改革”，那么如何深化农村的改革呢？
韩俊：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面临着体制性矛盾的制约。特别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和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滞后的问题，是农村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两个重大制约。我国大多数农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农民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谈判地位低，利润分配向中间商倾斜。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减少或化解市场风险，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如何完善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如何处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如何借鉴国外有关发展和规范合作社的经验，等等，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21世纪》：“一号文件”特别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其中金融改革是最难的一块，有消息表明，今年央行会出台关于农村金融的总体改革方案。在改革的取向上，如何进行呢？
韩俊：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体制一直处在改革和探索阶段，但至今仍然是金融体制改革中推动难度最大的改革。19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银行大量收缩在农村地区的机构网点，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功能趋于弱化。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村吸收的资金流到城市的规模平均每年高大700-800亿元。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以后，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无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如何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刘堪：金融问题有两个解决途径，一个就是发展政策性的金融，这个是政府也要拿钱，也要“反哺”；另外，农民自己可以搞合作金融。中国的合作经营1954年就已经存在了，在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生产合作三大合作中，是最早的，最后农村的信用合作变了质，首先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其次在于农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这两条非变不可，不可挽救。真正的合作经济，必须是市场起基础作用。计划经济没法合作。
张红宇：从总体解决思路上来讲就是四句话，就是要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一就是要推进信用社的改革；第二，县下金融机构应该向农业倾斜；第三，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中长期信贷；第四，要研究如何将邮政储蓄用于农业方面，并进一步推进小额信贷、金融担保等组织。要构建一个完备的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和其它金融一体的农村金融网络。
我以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的保险问题。1990年代以来，农业保险问题非常多，各家保险公司纷纷撤离，只剩下上海和新疆建设兵团还有一点农业保险成分。从去年开始，吉林、新疆、上海、成都、？等搞了五个试点，法国？？集团进入成都，农业保险取得一定的效果。今年借助中央一号文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的保险制度。从方法上来讲，可以对一个产业而不要求全行业进行保险，可以把财险、寿险捆绑在一块，并对保险实行一种补贴政策，由国家对这种保费亏损进行补贴。
温铁军：我在1990年代末期曾经做过比较完整的调查研究报告，对农村金融问题形成的基本判断，就是任何商业银行都不可能对两亿多兼业经营的小农户提供信用服务；后来，这成为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同的判断。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对小农的金融服务是一种政策金融，而且农村金融改革就得结合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真正推进农民合作金融，允许按照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允许农村社区内部自我服务的合作金融，并给予足够的法律空间，如果盲目照搬商业金融制度，结果必会酿成大祸。
历史上小农经济就和高利贷金融是难兄难弟，以前和金融部门的人讨论，他们要么主张民间自发金融，要么主张加强监管，搞正规金融，加强国家的信用合作社体系。但其实这两种方式是两个极端。我们曾经小范围讨论，认为去年的一号文件在农村金融问题上尚未破题，今年有关金融改革的提法还是与实际有一些距离。
城镇化解决“二元结构”困境？
《21世纪》：解决“三农”问题，一个长效机制就是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这方面具体如何实现？
韩俊：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实现。首先，我认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为此，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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