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现象不是不可变，只要是有长期合同就可以改变。
当然，我赞成“技术第一”的说法，技术如果上去了，很可能需求问题就解决了。
张红宇：粮食需求方面，存在“三增一减一平”。“一增”是总量增加，每年城乡消费要增加100亿斤左右，即1％；“二增”是饲料粮的增加，最近这几年，每年增加1.8－5.2%左右；“三增”是工业用粮增加，包括工业酒精、淀粉、制药等；“一减”是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前年的恩格尔系数城镇是37％，农村是46％；“一平”是2％的？总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增减数据是百分之零点几。
去年全国粮食产量4.65亿吨，现在全球的粮食贸易量除掉豆类是2.3亿吨，中国粮食增减一个百分点就足以影响国际市场。我们不一定要强调到95％的自给率限制，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基本的粮食安全还是要提的。
《21世纪》：如果说粮食安全主要靠我们国内的土地上想办法，那么通过粮食增产能否实现农民增收？
刘堪：我国粮价不可能涨到像日本、韩国当年那样，是国际市场十倍以上。除了农民负担很重以外，环境承受力也有问题，用大量的化肥农药支持高产，时间长了不行。所以，仅靠增产是不能实现富裕农民的。
张红宇：从资源状况来讲，美国一个家庭占耕地大概是200公顷，欧洲是20－40公顷，日本一个家庭耕地资源是1－2公顷。中国现在是多少呢？18.5亿亩地，2.47亿农户，一户正好是半公顷，属世界最低。这是我国农民种粮不可能实现农民的富裕之路的根本限制因素。
目前，农民收入低的原因有两方面，从外部环境讲有二元经济结构，所有的资源都没向农业倾斜；从农业自身来讲，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占有量非常少，导致生产率很低，不要说跟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中国自己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也才是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我们可以逐步推进适度规模经济，通过扩张规模获得足够的土地，通过土地经营获得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而获得较高的农业收入。
规模经济存在两个前提，即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土地保障功能的淡化、收入功能的强化，这就要求国家逐步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这样，农民来自于来自于粮食的收入也是可以增加的。这就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
1978年后，我国土地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民拥有承包权。现在能不能把承包权分解为使用和承包权？我国农民拥有经营权、收益权，但是没有处分权，不光农民没有，集体也没有。在终极所有权归属国家的前提下，农民能不能真正的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能不能得到处置权给？值得考虑。
现在，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到外面，剩下的劳动力可以分解为两种，一种叫农民企业家，一种叫农业工人。大量农民把承包权转让出来，转让的土地让农民企业家经营，他拥有使用权，给转让方交租金。这实际上是淡化所有权，强化承包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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