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饬吏：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点 税费改革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订实施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决定着税费改革的成败。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又一重大失误是饬吏不力，导致机构臃肿，腐败丛生，日趋危机的财政难以支撑巨额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势不得不私派于民”，向农民大量派捐征费。收费—进入—收费，形成恶性循环。历史教训昭示：推进税费改革，必须开展以精简机构为主题的整饬吏治。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庞大、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现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已占到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负担约占实际负担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没有预算约束，不仅向农民摊派，而且使乡镇政府严重负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首先把不在编人员减下来，在编人员也要大幅度精简。村组补贴干部的人数也要减少，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
中国古代原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为*。“康梁”当年曾提过，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若按这个思路每个省管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乡镇自治，乡镇这一级可以省2000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探讨。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行政职能弱化后，逐步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实行自治，村上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理事会，不要行政编制，义务为农民办事，按照财政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收费完全取决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务。乡村两级组织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源头，堵住这个漏洞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村民民主自治。
（四）制度供给：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点 我国历史上税费制度改革的主体是皇帝及各级官府，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农民减负。当今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主体当然是政府与农民，但依据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政府扮演更为重要的主导性角色。我国农村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利用已有组织资源（各级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层层传递实现的。尽管农民自发性、诱致性、内生性、盈利性的创新活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又必须得到政府的默认、允许、批准与授权。换言之，政府的主导性角色既不容动摇又不可替代。有鉴于此，政府的制度供给头等重要。政府制度供给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纠正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可以遏制对农民乱收费，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可以主导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倘若政府不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重市民轻农民的“路径依赖”或制度惯性中脱身，依然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与社会再分配格局中对“三农”采取“少给予多索取”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偏好，倘若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在社会公共分配领域中不能秉持公正与中立，依然对城市供给公共物品却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中大部分退出而强令农民进入，倘若政府不实施城市与农村的制度公平（市场公平）、市民与农民的负担公平（税费公平），依然仅仅把治理收费、改革税费锁定在“农”内、“乡”内，那么农民减负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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