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问题，在“强国家”（常常暂时是专制的）支持下实行社区民主便成了国家民主化的先行步骤。而在具有大一统官僚制帝国与编户齐民传统的中国，“强国家”发动的“社区民主”在历史上却曾经成了国家机器压平一切自治因素而空前强化专制的先行步骤。因此在目前的改革中，国家民主和社区自治（不是“社区民主”）便成为关键问题。
笔者曾提出“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论，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这可以解释如今村治问题中的许多现象。我国近年来搞“农村基层民主”，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助长宗族势力“的指责。如去年浙江台州前所、杜桥等镇的一些村由农民选出的村委会被镇里撤销，并由政府指派了“村管会”。有趣的是镇里对这种“竞选”不是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指责为“宗族作怪”，而由政府任命的村管会头头却往往派的是“资产阶级”，即当地号称“首富”的私营企业家！其实考诸历史，朝廷派遣大私商来推行垄断与统制倒是有传统的，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来推行盐铁官营就是一例。私商的唯利是图、六亲不认在这里并未成为“市民”性格，而是成了大共同体本位的工具。反而是宣扬宗法伦理的儒生（贤良文学）成了民营经济的捍卫者！“伪个人主义”与小共同体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于此可见。
与此相类的另一种现象是：我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村级民主”往往都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如辽宁、河北等地区。据说我国农村第一个村民直选的村委会就出在广西最贫困的河池地区之宜山县(1980年)。而在一些贫困地区，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由于一穷二白的“集体”没有什么资源可供争夺，因此那时就十分“民主”，生产队长都是轮流当，更无所谓庄主现象。这些地方传统社区组织几为空白，改革后生产队取消，村政(指自然村而非行政村)就几乎不存在了 。除了大共同体本位下官府及其经纪人的厉害外，村民在社区内其实没感到什么压迫。在这些地方，农民的关切点与其说是“社区民主”，不如说首先是社区自治；而社区民主的含义与其说是限制草根精英的权力，勿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包括作为“国家经纪”的庄主权力)，因此仅仅把社区民主局限于“民选村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国家经纪权而使“村官”更多地体现社区立场，使“村官”能在国家面前维护村人的公民权益。如果反过来，只从国家本位的立场为了削平尾大不掉的庄主，维护大一统价值而搞“村级民主”，像改革前以往常用“运动民主”来加强一元化体制那样，那就意义不大。
而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制”。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构问题，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这些批评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纯就禹作敏这一刑事案件而言，他当然是咎由自取。然而在社会学意义上，禹作敏现象与本是文学形象但却在思想界引起热烈讨论的“被告山杠爷”同样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类似禹这样有个性但带有传统家长制色彩的人在早期乡村改革中比那些毫无个性的“国家经纪”更活跃，往往也更受本社区大众的支持，这决不是罕见的现象。然而人们在热衷于讨论“山杠爷”式的“本土文化资源”与“西方法治”（或曰现代法治）的冲突时，却往往忽视它首先与在中国实际“传统”（哪怕不是纸上的“传统”）中更具实质性的法家传统就构成冲突。改革前时代“山杠爷文化”在香港新界保留得远比中国大陆多，禹作敏现象与家族企业等等不见于改革之前却多见于改革后，这与历史上乡村宗族伦理自治现象在东南沿海远比封闭的内地发达、近代远比秦汉发达，难道没有联系吗？在一些人热心于用这种“本土文化资源”抵制“西方法治”之时，为什么以这种“资源”抵制法家专制传统 、从而有利于现代法治的建立，这样一种可能就不可以考虑呢？
实际上传统中国不同于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如魏晋时期)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之弊。中国历史上的“庄主”，要么以“国家经纪”身分在官府支持下为弊。这种形式的“庄主之弊”实质上与吏治腐败一样是大共同体本位之弊，并不是单纯的“庄主”问题。要么“庄主”作为一种可能制衡全能国家的自治力量起到“保护型经纪”作用，这种庄主自然也会生弊，但比起全能国家之弊、官府胥吏腐败专横之弊来却是次要的。因而我国历史上屡见农民宁当“私属”而逃避为“编氓”的现象，甚至“庄客”支持“庄主”抗官的现象。所以在中国批判“庄主”现象有个从公民权利出发还是从全能国家权力出发的问题。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庄主现象”当然谈不上是“中国传统”超越了“西方民主”，而且最终应当是改革进程消灭的对象，但比起改革前“一元化”控制下许多赤贫农村“干部轮流当”式的“民主”,这种村治还算是一种进步 。而限制“庄主”权力、维护村民个人的人权，则是民主国家通过以法治（不一定以“社区民主”）保障人身自由来实现的目标。
总之，农民的草根民主（包括不“规范”的、例如带有宗族背景的“民主”）要求应该支持，外部精英推动的乡村民主作为国民民主意识的培养、民主程序的训练和民主知识的普及运动，也有很大意义；其后续问题（村委—支部关系、村乡关系等）在与乡村外因素互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开辟新的*改革空间。但总的来看，它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就程序意义而言，农民争取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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