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商业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晋商“历尽磨难寻找货主后代”的诚信行为，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来看，是难以理解的不讲成本/不讲效率的“愚蠢”行为，但是，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确实因此而名声鹊起。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熟人群体开始减少或解散，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果以“私德”替代“公德”，其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诚信为本”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
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宣称拥有“诚信为本”传统的中国商业，却在今天出现了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而西方管理信守自私的“为己惠人”，却反而获得了我们所期待的商业诚信？
仅仅使用西方企业市场历史的长久、或是中国传统“诚信”文明的断裂所致，无法解释和揭示这种现象的真相——尤其是认为今天中国市场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现象，是因为传统“诚信”文明的断裂丢失所致的看法，更为的恶劣，因为如果这个解释或看法成立，那么，建立良好市场诚信环境的途径，就成为了呼唤传统“诚信为本”回归的行动——不，恰恰相反，实际上，今天中国市场信用严重缺失的混乱局面，其主要根源正是传统的信任“熟人”/而不信任“制度”，遵守个人“私德”/而不遵守社会“公德”的所谓“诚信为本”的恶果。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诚信为本”商业古训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中国传统商业“诚信”的真相，是使用人格信任替代了制度信任——“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本不矛盾对立，即使是现代企业管理依旧需要人格上的信任，但是，中国传统商业之所以用“人格信任”替代/甚至是凌驾于“制度信任”之上，原因是“诚信”受制于“礼”、而信守于“义”，通俗的说，臣代君受过、子为父隐恶、朋为友*，是受到赞扬的诚信侠义之举；反过来说，如果为了社会正义/制度公正，臣拒绝为君代罪、子拒绝为父隐恶，朋拒绝为友*，那么就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不耻小人。
当遵守亲情/友情/熟人的承诺，比遵守法律/规则的承诺更重要时，“蔑视规则”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在商业世界中，漠视规则必然付出代价——当“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遵循“人格信任高于制度信任”、“私人义气高于社会法律”的事件，发生在现代市场的商业领域里时，那么，为了实现个人间的所谓人格/义气/承诺式的诚信，而不惜违背社会规范/商业规则的现象，就会大量的出现。二十年来中国企业所经历的商业信用问题，从所谓的“三角债”问题/银行的巨额坏帐/法院判决执行难/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等等商业痼疾，本质上都是现代商业信用缺失所致，在这其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或受益者，每一家坑蒙拐骗的企业，即是信用丢失的始作俑者，最终又是信用丢失的受害者。
“信用”已经成为了中国商业的稀缺资源，而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地域环境里，是难以建立起大型的企业组织，企业间也难以进行有效的、低成本的合作。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由“熟人世界”转变为了“陌生人世界”——面对越来越广泛的跨地域交往，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传统的信任熟人的“人格信任”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制度/规则的信任；换一种说法，假如不懂得如何信任“陌生人”，那么，就无法期待着大型企业组织的出现；而信任陌生人的方法与途径，只能是依赖制度或规则信任，而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市场信用体系的内涵，即公正透明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才是今天信用的本意。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赖于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企业组织外部的协调与合作，宁愿相信熟悉的朋友/官员、也不信任规则/制度，而烟酒、饭局、礼物等等交往的方式，成为了拉进彼此情感距离、进入到“人格信任”的领域里的显见“符号”。企业组织内部的分权/授权，也与企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规章规定无关，而是“信得过”才授权、信不过就会被架空，所以下属获取权力的方法和途径，就成为了通过阿谀奉承/忠诚不二等等言行“符号”表示，由此获取上级的信任，从而成为领导信得过的人，所以，在中国的各类组织里，帮派/小团体/裙带关系/非正式组织特别的兴盛。
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连亲人/朋友/熟人之间也开始互不信任、甚至是相互欺诈，就意味着信任不仅在陌生人中丢失，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人格信任”基础结构开始瓦解。但非常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对于“父债子还”式的荒唐诚信，充满了赞美和歌颂；而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们，依旧在大力呼唤传统“诚信”的回归，期待商人或老板个人品德修可悲养提高——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假如不能建立基于制度/规则的信任体系、而是依旧期待着传统人格信任的回归，那么，他们就在无形中成为了鼓励“隐瞒欺诈/弄虚作假”的帮凶。
事实上，对于“制度/规则”的蔑视，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社会性问题。自觉遵守交通要道的“红绿灯”，成为了被讥讽的傻瓜；而遵守“排队上车”的公共秩序，则成为了愚蠢的代名词；在自己的家中完全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但到了公共场合其行为却截然相反。当代中国信用危机首先表现为公德危机。显然，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蔑视规则的一面，被视为中华民族灿烂遗产的《孙子兵法》，其“兵家智慧”本质就是“欺诈智慧”，讲究规则、诚信与人道的唐僧，成为了被嘲讽和贬低的对象；而充满奸诈、诡计和不守规则的孙悟空，却成为了鼓励和赞美的英雄。
现代企业利润获取的来源和强弱，依赖于制度化的市场信用体系，信任度的半径越大，企业越可能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商业利益；反之，越是依赖于传统的人格信任，企业活动的空间也就越狭小，建立起大型企业组织的希望越是渺茫；因此，建立中国现代企业信用体系，并不是呼唤传统诚信的回归，而是需要培育“企业公民”意识——现代社会的企业信用体系，要求企业要对于规则保持敬畏，需要摆脱传统诚信“人格信任”的阴影，学会并习惯于“制度信任”，这一点，对于渴望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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