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下耍花招又费时又累人。”sec前任总会计师现为sun审计委员会主席的lynnturner这么说，“公司的工作太艰巨了，根本不可能聘请二流的事务所。”
此类问题在某些行业中特别明显。公共会计报告（publicaccountingreport）指出，四大中的三家——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在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控制了97.3%的审计业务，而娱乐场的公司，单德勤和安永两家就囊括了88.2%，类似的几种情况还出现在航空运输、煤炭等行业。
因为这个原因，监管者在处理四大的种种不良行为时会感到压力。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安达信的解散让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监管者目前对四大不恰当的做法也只能采用一些适用面窄、针对性强的*。今年早些时候，安永被处以6个月不能吸收新的上市公司客户的处罚。因为安永与其审计客户peoplesoft建立了商业合伙关系，这违反了“利益冲突”原则。但谁又能保证，不会有另一个类似安然或帕玛拉特的丑闻浮出水面？事实上是四大的规模使其不得失败。“监管者非常明白这一点——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风险。”杜克大学jimcox认为。
不平等的风险和报酬
如山的诉讼摆在以四大为首的审计事务所面前。毕马威的neillerner透露：目前四大尚未解决的索赔金额约有500亿美元之多。解决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此外值得忧虑的还有，高额赔偿可能引发合伙人的大批离去，然后客户跟着走，然后又有更多的合伙人离去，如此恶性循环。安达信就是一个例子，导致它彻底解体的并不是sec的控告，而是其国际工作网的拆分。这是致命的。
几十年来，诉讼的成本和索赔的数额稳步上升，后安然时代里更是飞涨（美国德勤老板billparrett）。四大的收入中约有10%-20%用于诉讼索赔，这些费用随之转嫁给客户。四大很难申请到保险，特别是针对不可预期的灾害风险。10年前，尚有150家商业保险公司为主要的审计所提供赔偿，现在只剩下10家（安永高级合伙人tommcgrath）。
理论上，这样的压力对审计行业而言是种阻力。四大均表示，如果它们对会计欺诈负有部分责任，它们的确应该做出应负责的赔偿。但是，欺诈终究是公司管理层策划的，并不是审计师。可是在归咎任何会计欺诈造成的损害时，它们总是首当其冲。因为它们财力雄厚，而且往往是撑到最后的（pwc首席执行官samdipiazza）。事实上，审计已经成为财务报表的“保险人”。fusco把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比作“无掩护期权”——收入是有限的，对财务披露负担的风险却是无限的。批评家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狡辩。毕竟，审计的目的就是要对报表的可信度做出一定的保证。
但是审计界认为诉讼造成了审计质量的下降。法庭上，会计规则越来越被教条式地理解，而不是按照宽泛的但因太模糊而难以被法院采用的原则来解释。审计人员为了避免诉讼，日益倾向于采用“忠于原文”的做法，严格的遵循会计准则的规定而不再结合必要的实务判断。不断增加的诉讼令许多能人和精英对审计行业望而却步。一家公司的老板这么反问：“有谁会愿意做一家有上十亿诉讼案的公司的合伙人？”
赔偿上限并不适用
诉讼问题进一步恶化了业务集中现象。因为只有财力雄厚的事务所才能承受在大型上市公司项目上审计失败的风险。欧洲现在已有事务所有限赔偿的制度，乐观预期这些地方审计集中的现象将大大减少。在德国，审计赔偿的上限是400万欧元（折合520万美元），前300强上市公司中有67家选择了四大以外的事务所。希腊的上限设定颇为另类，是最高法院法官工资的5倍。雅典证交所60家公司中有27家选择了非四大所。
但这些尝试并没有动摇英美的监管者，审计赔偿改革依然充满争议。英国公平贸易局最近审议并拒绝了关于赔偿上限的建议，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么做可以鼓励竞争或者降低四大所破产的风险，反而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有限赔偿对四大的好处多于一般规模的事务所。就招聘而言，有数据表明，安然和世通出事后，美国选择会计课程的学生人数大幅上升。
有没有方法可以巩固审计行业潜在的不稳定呢？理想的情况是，市场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市场新入者。”美国企业研究院智囊团peterwallison认为，“但进入大企业审计的障碍真的很大。建立全球化的工作网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大量资金。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审计事务所必须是合伙制，所以不能从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
法律监管是另一大障碍。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成本急剧地增长，而这种成本的控制弹性却在减弱。来自安永的mcgrath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花了400000小时单单向员工培训404法案。mcgrath是在暗示法案履行成本的提高。想想单是遵守一个上市公司审计的新法规就那么昂贵，一个小型的实务所有怎么能承担呢？wallison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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