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7.5%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79.7%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笔者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笔者看到一位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笔者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笔者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某制衣公司的农民工陈飞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分析，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槛”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城镇职工设计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62.2%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57.75%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9.3%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4.23%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农民工问题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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