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委派宁波知府边保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随同审理。这些官吏仍刑讯逼供，杨乃武、小白菜又屈打成招。虽经多次对质，但大多供词牵强，并且所供述内容的关键之处与原结案报告相差很远。同时胡瑞澜等也查出了葛母的证言前后有矛盾，但没能彻底追究，竟以原审报告的罪名奏报结案。皇上又令刑部详细研究案情。

同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皇上再下圣旨：提交刑部秉公审理。经刑部审查卷宗，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违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验尸人沈祥被杖刑八十，徒刑二年；门差沈彩泉被杖刑一百，流放二千里；余杭知县刘锡彤被发配黑龙江充军，不超过七十岁不得以财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保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郑锡皋均被革职；章抡香被革去训导职务；葛母被杖刑一百，徒刑四年；王心培等证人均被杖刑八十；浙江按察史蒯贺孙因已病故，免予议处；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因系大员须由皇上决定（光绪是如何决定的，没有查到资料）。

杨乃武冤案的产生原因从宏观看，首先是封建法律制度的必然产物。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权、司法权合二为一，各级行政官吏又同时行使侦查、起诉、审判等全部司法职能。法律监督和制约方面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立法中实行有罪推定，刑讯逼供是合法的讯问方式。由此而造成冤假错案的机率之高可想而知。其次是封建宗法思想千百年来禁锢着国民，同样也禁锢着官吏。男女授受不亲，男女间即使正常接触稍多，也会被视为越轨甚至有奸情。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早已“三人成虎”。这就成为官吏判断此类案件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础。再次是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科学技术（包括刑事侦查技术、鉴定技术）落后，使侦查、判案的难度必然大，准确率必然低。

抛开上述宏观因素，纵观杨乃武案诉讼过程，认真研究分析造成冤案的具体原因，对于我们当代司法工作人员似乎仍有着现实意义。据史料记载，办理杨案的各级十几位官员都不存在“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即都没有徇私枉法、挟嫌报复或勒索财物的故意犯罪行为，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两个无辜的人仅因“不避男女之嫌”而惹来牢狱酷刑之灾，险遭杀身之祸？原因探析如下。

道听途说，先入为主。

犯罪动机往往是侦破案件、确定犯罪嫌疑人时首先考虑的要素。县令刘锡彤受案时根据道听途说的信息先入为主地断定为这是一起奸情*案件。其实，此时刘锡彤的头脑中已经结案，所有的证据都将为奸情*这个结论服务。故他仅用20多天的时间就把案件审结了。因此，刘锡彤对侦查中出现的以下问题视而不见：1、法医所用银针没按规定擦洗且验尸报告含糊不清；2、杨家人提出的杨乃武没有做案时间的证言；3、钱坦否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并否认自己叫“钱宝生”；4、葛母在县衙所做证言和其最初报案的说法矛盾甚大。等等。

玩忽职守，错误鉴定。

法医沈祥的错误尸检结论是使杨乃武、葛毕氏蒙冤的直接原因。而造成错误结论的原因有三：其一，玩忽职守，不按规定进行尸检。沈不负责任，在尸检时银针没有按规定进行擦洗，以致将发变的颜色认做是服毒所致。其二，业务不精，学识浅薄。杭州的农历十月气温一般在15℃左右。葛品连的尸体已停放三天，沈祥没有考虑到尸体腐变的客观因素，将腐败尸体口鼻腔内溢出的血性液体认做是“七窍流血”。其三，没有起码的职业操守。法医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应依据科学手段实事求是地再现发案时的情景。因此，法医工作应独立自主完成，绝不能受他人导向，更不能盲目顺从长官意志。这是起码的职业操守，职业道德。沈祥不具备这一点，在是否“服毒致死”拿不定主意时竟听了一个门差的意见（亦很可能为刘锡彤所左右）。诚然，一百多年前的法医学技术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但对于死后三天的尸体检验，只要按规则操作并认真分析研究还是能判定清楚的。两年后刑部开棺验尸得出正确结论证明了这一点。

刑讯逼供、诱供诱证。

本案的关键证据都是靠逼供、诱供、诱证得来的。刘锡彤将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立为*凶手后，先用刑使小白菜屈打成招，再按小白菜的供述对杨乃武行刑来逼供，杨屈招并随口编出一个“钱宝生”。“钱宝生”是一个不讲良心的市井小人，加上刘锡彤、陈竹山的“劝说”而违心出证，使杨乃武买砒霜*有了“铁证”。葛母、王心培等在诱供下所出的证言都与小白菜的供词一致。就这样将杨乃武、小白菜推向死亡的边缘。其后几审也均是刑讯逼供。

“罪从供定”的封建社会，官吏审讯嫌疑人“除了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外，都有权使用刑具，采取拷打手段逼其招供。刑讯逼供在封建社会是合法的讯问手段。“拷囚”系封建证据制度的一大特点。但诱供和诱证则是不允许的。根据讯问者的主观臆断或根据已有的供述和证言刑讯逼供加诱供和诱证则会使假象逐步演变成“真象”。

“官员相袒”，一错再错。

封建官场中的“关系网络学”是仕途人的必修课。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来维持、支撑这张网络的完整无缺也是保全自我，也就是《红楼梦》中的护官符。这样势必导致官员相袒甚至沆瀣一气，势必为“面子”、为名誉、为利益，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无原则的遵从和袒护。因此，对案件的层层把关成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其结果只能是一错再错。明清法律规定了案件五个审级制度，其目的也是力图防止错案发生。本案在余杭审结，到刑部将案情查清之前，几经补查、几经重审、几经皇上批示，期间经过杭州知府、浙江按察史、浙江巡抚及其委派官员、湖州知府、宁波知府、嘉兴知县及候补知县、皇上特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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