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等十几位大小官员的审理，案件中的一些问题和纰漏也被发现了，可就是没有人深究细查。审理的方式、结果如出一辙，或草草讯问，或严刑逼供，每次都以原审报告相同的内容奏报结案。为什么呢？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到，在案件复审期间光绪皇帝曾两次接到“官员相袒、顾从私情”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本案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启示之一，反对主观臆断，树立实事求是的证据意识。

司法实践证明，司法人员在办案中认定事实上发生的错误，绝大多数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造成的。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上，不是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并以查证核实的证据做根据，而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或猜测，抓住一些表面的、片面的、来源不清的、真假不明的材料轻易下结论。调查取证时，以自己的主观需要定取舍，对于可以支持自己“意见”的材料，就收集归案，否则，视而不见。这种错误的意识在司法实践中使办案人员或贻误战机，或冤及无辜，或放纵犯罪。我们应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办案原则，并且在收集证据和审查证据时，运用全面的、客观的、联系的观点分析、研究。

首先，既要注重有罪证据、罪重证据的收集，又要注重无罪证据、罪轻证据的收集。对各类证据应全面、客观地分析，在排除矛盾之后方能决定取舍。实践中，有的办案人员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或受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束缚，往往对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辩解充耳不闻，认为“纯系狡辩”；对相关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亦不屑一顾，或有意回避，或按照自己的想象随意解释。这不能不造成错拘、错捕、错诉、错判。

其次，正确认识口供与其它证据的关系，杜绝“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口供在“断罪必须输服供词”的封建社会被称为“证据之王”，封建官吏在断案时首先是“拿下”口供。自古以来，靠刑讯逼取口供之后妄加定罪而酿成冤案的比比皆是。我国刑诉法中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零口供”在司法实践中已日渐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仍然存在。办案人员在嫌疑人供述了犯罪事实后往往不注重其它证据的收集或审查工作。如对嫌疑人交待的相关物证、书证不及时提取；该做鉴定、检验、辨认的没有做；相关证人不及时调查询问或询问得不细致；对整个案件的全部证据材料不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等。嫌疑人一旦翻供并又提出其它无罪证据，再回过头来补查时往往时过境迁。明知是犯罪，却由于证据的欠缺而使其逃脱罪责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是罕见的事。所以重口供、轻证据的危害后果不仅可能冤及无辜，还可能使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

再次，坚决禁止违法办案，确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原则。当今世界，无论在哪个国家，刑讯逼供、诱供和诱证都为法律所明文禁止。我国刑诉法规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遗憾的是，“重实体、轻程序”的意识在个别*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违法办案、非法取证的现象还没有杜绝。后果往往是：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了，但无法审判。违反程序法所收集的证据在定罪量刑时的采信价值越来越被司法界所不认可。所以在审查证据时应特别注意：先有嫌疑人供述，后有其它证据的；嫌疑人时供时翻的；共同犯罪的嫌疑人之间或证人之间供述（证实）的内容起初不一致，经几次讯（询）问后又一致的；各种证据相互印证特别一致，天衣无缝的。等等。

启示之二，反对渎职行为，培养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确保案件质量不仅要求司法人员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过硬的业务本领，同时更需要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这种责任感和工作作风来自于对法律公正的维护、对事业的忠诚和对人权的尊重。纵观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的酿成，除故意混淆是非或办案者水平低下以外，不求甚解、应付了事的工作态度是导致办错案在主观方面的重要原因。或好大喜功、或急于求成、或心存侥幸、或麻木不仁，办案中作风涣散，粗枝大叶。司法实践中所谓的一些积案、难案多系办案人员不负责任所致。他们认为我一不贪贿、二不枉法何以为罪？岂不知他们的每一个即使是细小的疏忽都将关系着当事人的生杀予夺乃至生死存亡。

为此，必须真正树立案件质量是司法机关的生命线的意识。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仅将无辜的人错拘、错捕、错判是质量问题，使犯罪分子逃避打击是质量问题，案件久侦不结、久押不诉、久拖不决同样是质量问题。高质量的案件应该是：严格依法办案，特别是严格执行程序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立得住、捕得准、诉得出、判得牢。

启示之三，反对袒护失职者，必须把错案追究落到实处。

杨乃武案，有一点我们不能不认可，这就是错案追究之严，之广。严，体现在依律从重惩处。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失职行为――“失入死罪未决”依清律应判徒刑以上直至流放。刘被判处流放。门差沈彩泉只因在法医验尸时多了一句嘴，被以“长随倚官滋事，”的律条判处杖刑并流放。广，体现在上至巡抚总督下至办案人、伪证者一律受到处罚。连葛母亦受到了严厉处罚。

追究造成错案的*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的责任就是查明案件事实，尽最大可能地使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统一。这既是责任也是由法律赋予*这个特定主体的权力而生成的义务。法律责任存在于权力和义务运行的始终，它既以一种先定的形式对权力和义务进行肯定性的评价，又在权力遭到蔑视、亵渎，义务被规避时进行否定性评价。否则，权力无法施行，而规避义务的行为也不会导致惩罚的后果。现在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各政法部门都建立了错案追究责任制。但实施中落实的怎么样呢？不能说没有落实。可现实中应该受到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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