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职务犯罪的实施。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职务犯罪产生概率的高低与权力分解程度的高低是成反比例关系。 以上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仅就职务犯罪产生的概率与权力的集中和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粗线的分析和概括，并没有涉及职务犯罪的危害后果。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职务犯罪的多发，必然同时意味着其社会危害后果的增加。但是由于职务犯罪是一类涉及公共权力的犯罪，涉及廉政勤政优政，因此，其危害后果并不是简单与其数量成正比关系，有时还必须考虑犯罪分子犯罪所涉及的职权的性质、职务的高低和犯罪对象规模等因素，而这些恰恰又是与权力的集中和分解紧密联系着的。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虽然职务犯罪容易产生并得逞，但是由于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个部门，散射面比较窄，涉及的人也比较少，窝案、串案、群体性职务犯罪案件相对减少。且由于权力集中，能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一般来说，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职务犯罪的个案危害结果的大小与权力集中程度的高低往往是成反比例关系。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虽然职务犯罪不容易产生、得逞，但是，由于权力较为分解，某项或某类权力由多个人或多个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因此，一旦发生职务犯罪，则在客观上很可能导致职务犯罪牵涉的面比较宽，涉及的人或单位比较多，窝案、串案、群体性职务犯罪相对增加，综合的危害结果加大。且由于权力分解，必然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效率。同时被分解出来的权力又可能成为实施职务犯罪的潜在的因素和条件。例如，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有关*放私案件，涉及边防、海关、商检，甚至当地的公安、政府等多个单位、多角色的人员，危害甚烈。因为，当办理某一件事，需获得多个不同部门、不同角色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意时，则行贿人必然需逐一来实施行贿，以诱使有关单位、国家工作人员为实现其不正当利益而非法行使职权，实施职务犯罪，实现其个人利益。由此可见，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职务犯罪的个案危害结果的大小与权力分解程度的高低成正比例关系。 至此，我们可以对职务犯罪的发生、危害结果与权力集中、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科学地归纳。那就是权力集中，职务犯罪发案率增加，成功率增加，个案危害结果相对减小，工作效率相对较高；权力分解，职务犯罪发案率降低，成功率降低，个案危害结果相对增大，工作效率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在设置权力、控制职务犯罪时，处理职务犯罪的发生率、危害结果和工作效率之间关系时，既不能一味地分解权力，以求得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而过份降低工作效率，极大地增加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个案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一味地集中权力，以求得防止职务犯罪个案危害结果的扩张和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过份地容忍极高的职务犯罪的发生率。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将过份集中的权力予以合理的分解，过分分解的权力予以合理集中，实现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将职务犯罪的发生率和危害结果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将工作效率保持在人们期望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实际上权力不合理的集中和不合理的分解，都是不可取的。该集中的要集中，该分解的要分解。该分解的分解，是一种遏制、防范职务犯罪的选择；该集中的集中，也是一种遏制、防范职务犯罪的选择。而不是用简单的思维去处理问题，一提到权力集中，就联想到导致腐败和职务犯罪，一涉及权力分解，就意味着遏制和防范腐败和职务犯罪。正如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要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也要实事求是。有些环节权力过于集中，有些环节权力过于分散，都容易导致腐败现象。要根据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的需要，该分散的要分散，该集中的要集中，一切措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最终以社会效果来检验。” 在我国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改革进程中，行政权力的配置也正是按照合理集中、合理分解这两个方向进行着。就权力合理集中而言，针对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行政执法机构多，行政执法权分散、职权交叉重复，执法效率低，不仅造成执法扰民，也容易滋生腐败的情况，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国务院也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工作，并予以规范。还如，针对行政审批，权力过于分散，领域过宽，审批的项目过多，导致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的情况，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势在必行，对那些应该用市场机制运作代替行政审批的项目，要建立科学的机制，以堵塞漏洞，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凡是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经济方法解决的问题，应尽量避免或减少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就是需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必须有公开公正的程序。”目前不少地方已实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将不必要的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中退出来，按市场经济规律去调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法律法规的调整规范机能，包括建立健全有形建筑市场、对工程实行招投标管理，政府采购制度等，取得较好的效率。如处于改革前沿的深圳将原来的行政审批的项目减少了53%，2000年4月北京市宣布行政审批事项减少41.7%。就权力合理分解而言，例如，针对当前干部人事领域，由于干部选拔、任用等环节权力过于集中，产生不正之风，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国家加大改革力度，进行体制创新，对权力进行合理分解，科学配置，出台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该《纲要》贯彻用制度管人，按程序办事的精神，强调扩大民主，增强公开，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加强监督，落实责任，着眼于把好录用进人关、选拔任用关、使用考核关、管理监督关和责任追究关、合理配置权力。重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制度完善和严密，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使用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制度作严格规定，注意扩大群众在干部选任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注意对干部人事工作实现全程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注意从制度上规范制、制约权力，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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