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这也是为了孝。
　　本书第二章讲的是古代婚姻。古代婚姻的目的不过“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子女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嫁娶，子女的离婚与否亦全由父母作主，父母要求子女离婚的话子女必须遵从。换言之，古人结婚、离婚全不由不得自己，梁山泊与祝英台、陆游和前妻唐婉的爱情悲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庭内部，女人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要恪守三从四德。伦理和法律要求妻子遵守与子孙相同的义务，妻子完全是丈夫的附庸，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夫妻之间犯罪时，法律上完全比照长幼尊卑之间犯罪处理，夫犯妻采减刑主义，妻犯夫则采加刑主义。
　　儒家的家族主义有什么不好，瞿先生没有明说，我大胆地说一说。依家族主义，组成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而非个人，个人只是作为家庭的一分子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亦不能独立承担责任。在中国古代，个人其实没法做到“一人做事一人当”，个人出事，同一家庭乃至家族的成员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搞不好就会被“满门抄斩（小孩、妇女则为奴为婢）”、“夷三族”、“诛九族”。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吃的的大锅饭，群己界限不分，除家长外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多的是义务和责任，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谈不上公平。
　　不仅如此，家长的产生全凭血统，不管嫡长子最么差，他从出生把一刻起，就是未来一家之主的当然之选，弟妹们再能干，除非哥哥早死否则没有当家长的可能。家长又是终身制的，几乎拥有家庭的全部权力和财产，而且其他家庭成员没有监督他的权利，他能力有限也罢，腐败也罢，败家也罢，其他的家庭成员既不能约束他，又不能脱离他，更没办法选掉他。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只能无原则地服从家长，家庭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家庭成员之间只有绝对的孝悌与慈爱，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
　　凡此种种，在传统的家族社会中，道德与法律是不分家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现代法律关系根本无从产生。海瑞断案的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到现在，我方明白其荒唐。
而在急速变革的今日中国，大量的成文法都是移植而来，法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有限，二者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断裂和冲突。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下，直接应用瞿先生的研究进路分析今天的法律现象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于是，以法律多元理论为基础的“本土资源论”就成了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在风靡一时的“本土资源论”的核心知识群体已经土崩瓦解的今天，这一研究范式依然没有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本土资源究竟该如何影响国家立法的演进。这个问题不解决，再深入乡土社会、发现再多的本土资源，最多也只能为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断裂这一事实多提供一些佐证罢了，并不能对法学界和立法机关大量盲目复制国外制度经验的现状有什么实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范本，不但可以让我们深入理解从“运作中的法律”到“书本中的法律”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更可以促使我们在自身的研究中努力超越法律-社会的两分法，注重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对法律变革的影响。
进一步想，现今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就是家族主义的翻版吗？所以，要建立法治社会，就必须肃清儒家家族主义的流毒，也是集体主义，代之以权利义务观念，以培养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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