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容上，寓教于礼，礼法结合；三是在结构上，诸法合一，民刑不分；四是在司法上，行政与司法一体，司法受行政干预。当然，前面三点在当今社会表现并不十分明显，突出的问题就在最后一点上。儒家有“为政在人”的说法，故司法也在人，这样导致司法与行政不分，浑然一体。其危害往往是不依法的规定办事，而依权力的大小办事。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传统道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人们在运用法律处理社会问题时往往会考虑到道德因素方面，甚至出现“以情代法”的局面。儒家主张的“仁”的问题也属于道德问题，他们主张仁政，反对武力征服与战争，用礼仪来教化百姓。可以说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对当今法治影响很大。

中国目前一定范围的“熟人社会”性也决定了某些民间规则存在的必要性。法治最早产生于西方，受到西方“陌生人社会”的青睐，而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人们以血缘或地域为纽带聚居于某地，在这种“熟人社会”中，大家倾向于用道德、伦理和礼俗的内容处理关系、解决纠纷。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基本上转化成了“陌生人社会”，但由于各地农村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仍然是“熟人社会”，而且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中国农村无论从地域上还是人口上都会远超于城市。熟人社会相对于陌生人社会更注重道德与伦理，更厌恶正式法律制度的冷冰冰，更倾向于采取历史传承下来的或民间流传着的社会规则来处理纠纷。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如果缺失了对于本土资源的掘取，至少是不完善的。村长被拘留了，而秋菊却迷惑不解，她要的仅仅是个“说法”，她不懂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运作的；山杠爷被逮捕了，但他顺应了乡间民俗，他的行为已经获得了村民的认可。“这种地方性‘法律’也许不符合那种被认为是普适的客观真理，但也绝不是人治的暴政。执行这种‘法律’的人尽管可能违反了正式的国家制定法，但他的行为一般说来，必须获得村民的欢迎和认可，即具有某种合法性”

最后我想说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努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延绵不断，中华文明灿烂辉煌，足以让我们汲取营养法律因子。在我们正在兴起的法治建设高潮中，不仅要移植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深入挖掘我国的本土资源，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法治建设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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