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异地取证、异地办案、异地缉拿逃犯的案件越来越多，而检察机关的装备条件根本无法与公安机关相比，这无疑给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增大了难度，另外如发生非典型肺炎这种全国性公共卫生应急的情况等。为此，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协作，建立健全协作机制，对于惩治腐败分子，依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确保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缩短办案周期，节约诉讼成本，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当前跨区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人、财、物的流动性增强，使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呈现出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动态特点：

１．地域不断扩大。由于市场经济的往来，犯罪行为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市，是当前跨区域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实践中看，常有在甲地行使职权，乙地实施贪污贿赂的行为，丙地躲藏的现象，加大了检察机关侦查取证工作的难度。如本院在查处昆山中行三产广东顺德新连成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庄建明行贿、贪污和挪用公款的案件，其就在昆山和太仓等地对昆山中行的主要领导实施行贿犯罪，再利用昆山中行的授权，在广东顺德实施贪污和挪用等犯罪，案发后躲藏在北京直至抓获。

２．犯罪的范围越来越大。一是在本单位内部作案变为与通过外部经济交往中作案；二是由本地区作案发展到跨地区作案；三是由单独犯罪发展到群体犯罪；四是从经济部门向社会各部门，甚至向党政领导机关、执法部门扩展。如本院在查处昆山中行信贷科长王晔江涉嫌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案件时，由于异地办案且相关单位分散在江浙沪三地，给办案取证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使案件期限长达十多月。WwW.ybasK.COM

３．案件数量逐年增多。虽然我们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隐蔽性强，致使许多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畏罪或携款潜逃的案件越来越多。如本院查办的昆山中行系列案件中，就有四名涉案罪犯携款潜逃，其中三名罪犯分别在上海、北京和四川三地被抓获。

４．作案手段狡猾。国家工作人员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犯罪嫌疑人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过程往往手段缜密、巧妙、快捷、不留痕迹，加上现代化的通讯、交通工具，便于作案前后的联络、串供和逃匿，给侦破工作带来诸多的困难。

５．危害严重。地区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数额大，波及范围广，因此对经济秩序和国家财产所造成的危害也较大。检察机关在侦查此类案件中往往需要付出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对办案经费本来就紧张的检察机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如昆山中行的系列案件就给国家造成了近十亿元国有资金的损失。

二、加强和完善检察侦查协作的现实意义

１．有利于各级检察机关协同作战。党的“十六大”明确惩治腐败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作为惩治腐败第一线的检察机关，更应明确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加强和完善检察侦查协作机制，不仅满足了全国各地检察机关调查案件的某些需要，而且可以个案协查为媒介，加强各地办案的经验交流，取长补短，拓宽反贪渎检合作的领域，从而提高整体作战的功能。

２．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加大打击的力度。办案方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对需到外地缉捕人犯或取证工作，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从而影响了打击力度，现实中常常有一些罪犯负案在逃和由于异地取证结果不理想，从而放纵了犯罪。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协作关系，就可以及时侦破或侦结一批重大案件或擒获犯罪分子，从而有力地震慑犯罪，促使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或坦白认罪。

３．有利于缓解警力、经费不足的矛盾。自侦案件因工作面宽、量大，有时为了向外地调取某单位的证据，或核实某一情况，派员去，受经费、人力限制而有困难，不派员去，又可能影响案件的质量。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协作关系，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４．有利于提高办案人员的积极性。由于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不足且受财务制度的限制，办案人员异地办案、异地取证都或多或少的要自掏腰包，这就造成办案人员对去异地办案积极性不高。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协作关系，就可以充分提高办案人员的积极性。

５．有利于扼制地方保护主义。在执法过程中，有的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与本地相关方面的利益，对要求协作的外地检察机关借故推诿，不予配合，致使法律得不到公正实施。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协作关系，可以增强检察机关工作透明度，减少内部不必要内耗，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６．有利于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各地检察机关在执法中，难免在掌握政策的尺度上会出现差异，极易导致认定罪与非罪的混乱，给检察机关造成执法不平衡的不良影响。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侦查协 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1页 [1] [2] 下一页

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上一页 [1] [2] 作关系，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执法认识，把打击犯罪与惩治腐败推向深入。

三、对加强和完善侦查协作的几点建议

１．从立法上制定一部具有强制力、约束力的法规性文件，来完善侦查协作机制。高检院分别于1986年10月、1988年12月、1990年12月和1992年9月12日，就检察机关之间在办理贪污、贿赂、“侵权
”、渎职等案件中加强侦查协作、密切配合的问题发出了通知及规定，但局限性很大，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已不适应当前新形势的要求。高检院应对1990年和1992年制定下发的《关于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侵权等案件时相互配合、协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