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委托关系成立时，被委托人才能从事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强调的是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是符合立法精神的。至于上述论者认为在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当中还会有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显然是由于把该类人过去所具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当成受委托后的身份所致。而事实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行为人虽然过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只要他接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那么，他也就丧失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在受委托后所实施的职务行为与其先前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没有关系，其职务当然也就不可能属于挪用公款罪所要求的职务。实际上，只要行为人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以承包、租赁等方式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不论行为人在接受委托前是委托单位中还是非委托单位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他就丧失了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二，从立法规定上看，刑法第93条并未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为国家工作人员，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刑法既然未作出规定，就不能作出扩大解释。

2、关于挪用公款的对象

根据刑法典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的对象有两类：一是公款；二是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简称特定款物。

所谓“公款”，顾名思义，是指公共款项。首先，必须是“公共”款项。结合刑法典第91条的规定，公共款项应是指：其一，国有款项；其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款项；其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款项。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中的私人所有的款项，应当以公共款项论。其次，必须是公“款”。典型意义上的公款表现为货币，包括人民币、人民币外汇券和外汇；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是公款的特殊形式。因为，有价证券直接代表一定数额的货币，可据以提取或获得一定的货币收益，若挪用之，也是“对货币流通和先进管理的一种破坏”,因此，应当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有价证券也视为“公款”。对此，有关司法解释已予以明确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1）公款是否仅限于纯国有资金。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通常必须含有国有款项的成分，纯粹的集体款项与个人款项一般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的犯罪对象。也有人认为：如果挪用国有与非国有混合的资金，仅把国有资金涉及的部分作为本罪的对象。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割裂了刑法条文之间的联系，未能把握立法者的意图，有失片面。我国现行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用三个条文加以规定，即第185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第384条，由于立法规定的错综复杂性，对本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应在全面理解相关条文的基础上加以界定。刑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的，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刑法第185条第2款亦规定。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依照刑法第38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这两个条文的规定看，立法者在此所关注的仅是行为人的身份，而不是所挪用的单位资金的性质。 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立法意图非常明显：既然是国家工作人员，就负有维护职务廉洁性的更高义务，不论挪用的其所在单位的资金性质如何，都有应对其较非国家工作人员作更高的要求。据此，笔者认为，上述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刑法第185条、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行为，只要同时在数额、资金用途及未归还的期限方面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定罪标准，就应按挪用公款罪论处，至于该单位的资产是否属于国有或国有资产占多大比例，均对本罪的成立不产生影响。换言之，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不仅限于归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非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在一定情况下也能成为挪用公款的对象。

（2）非特定公物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

何为特定公物？刑法理论界一般将挪用刑法规定的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简称特定款物。是指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项和物资。这些款物，既包括由国家预算民政事业为上述用途的拨款和临时调拨的款物，也包括海内外各种组织机构和各方人士为上述用途支援、捐献的特定款物。

对于 特定公物外，一般公物即非特定公物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和司法解释未将“公物”明确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对象，那么一般“公物”就不应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否则，有违罪刑法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公款与公物都是公共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并不本质差异，同样的挪用行为，只因其具体对象不同，有的规定为犯罪，有的却不规定为犯罪，无法体现法律的公正性。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3月15日发布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刑法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中未包括挪用非特定公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对该行为不依挪用公款罪处罚。”应该说，该批复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但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第一，从市场经济的观点上来说，无论是公款，还是公物，都是公共财产的表现形式，二者在价值上具有共通性，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对于挪用公款和挪用公物的行为，惩前而不惩后，不利于严密刑法法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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