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责任心很强的单位，不出现任何纰漏是不可能的。有时候，行政相对人抓住了行政机关的薄弱环节，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对行政机关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在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明显适当、主要程序错误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更愿意和解。上面提到的通过和解解决的2件行政争议中，行政机关就存在许可受理、注销许可等程序问题。
第三，对于有些复杂纠纷，行政机关耗不起功夫，采取让步，忍气吞声，以和解了事。有的行政纠纷，申请人或原告就自称“刁民”，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出气、解气，发泄心中的郁闷。这让被告行政机关难堪，也让法官难办。让行政机关胜诉吧，原告上诉、上访是必然的，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让原告胜诉吧，对行政机关也可能不公平，挫伤执法人员的积极性。法院多采取说服双方和解，达到息讼的目的。行政机关也无奈之下会采取妥协的和解措施。
第四，和解存在一定的现实基础。执法实践中，严格依法行政只是理想化的，在实践中不可能事事行得通。比如，社会上的违法现象非常多，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对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处罚。然而，实际能够查处的只是少数，立了案的处罚案件，还有调查不下去，处罚不下去，执行不下去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到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的案件，采取和解的方法，对行政机关来说，即使放弃一些权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通过和解，有时候促进了社会和谐，化解了行政执法部门与当事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是，这中情况的存在，不是说行政机关执法随意性太大，滥用职权，客观现实使然。
3.1.2 行政和解的弊——“和稀泥”。
一是行政和解制度可能消弱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立法宗旨之一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详见《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和《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行政和解制度中对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让行政机关妥协、让步，其实是对违法者的纵容。
二是行政和解成为个别复议机关和审判机关“和稀泥”的借口。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都希望复议机关或审判机关支持、肯定自己做出的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以保证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职权。但是，这种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行政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复议机关、审判机关充当“老好人”，审理“糊涂案”的“护身符”。
三是行政和解制度的有些所谓理论依据扰乱了行政执法人员业已建立的依法行政理念，行政机关有时候不得不屈从于复议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压力，所谓的和解引入“实践效果”严重挫伤了执法人员严格执法的积极性。
3.2 对行政和解制度有关理论观点的不同看法。
3.2.1 有人认为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已经不适应现代行政理论的要求。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叶必丰认为：行政权不得处分的原理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分析尚无法被推翻。同时指出，行政和解和调解也不必孜孜不倦地谋求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的被推翻。本人很赞同该观点。在卫生行政执法中，公权力不可处分原理一直是卫生法治宣传教育的核心内容，目的是为了强化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认真行使好自己的职责。由于公权力不可处分理念在执法人员思想中的牢固树立，卫生行政执法才得以规范行使。如果对该原理产生怀疑，无疑对刚刚树立起来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巨大挑战，后患无穷。行政和解制度与公权力不可处分原理不是水火不容的，只是针对不同的行政管理内容而提出的符合理论和实践的法律原则。
有人为了证明公权力可以处分这一观点，称“行政复议与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对不当具体行政行为的改变，实际上也是处分了公权。”这中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复议机关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当的情节，是行政部门内部（复议机关也是行政机关）纠错的体现。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可能会采纳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对拟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比如行政处罚）有所改变，正是为了保证具体行政行为更加合法、合理，及时纠正多种不确定因素对当事人利益的损害。这绝不是因为行政权可以处分，而是法律为保障公权力不可处分这一原则确立的执法监督制度和听证程序制度。
3.2.2 为了论证行政和解制度的合理性，有人对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和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的依据之一公共利益优先论提出怀疑，认为公共利益优先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本人认为，公共利益优先论在某些行政领域仍然是执法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比如，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违法者的妥协，客观上是对公众安全的不负责任。公共利益优先论不应当受到怀疑和否定。
3.2.3 现代行政的主要理论之一是行政契约论。作为和解制度的理论根据行政契约论的扩大化，作者不予反对。但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这种理论还不能普遍适用于行政领域。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上级政令的畅通和统一是行政机关，包括行政执法部门的主要任务。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可能平等，契约论还很难适用于目前我国的执法实践。
3.2.4 有人认为“诉讼和解符合行政主体的需要”。这种说法欠妥。行政审判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权，是对行政执法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权不能因为作为被申请人或被告的行政机关的“需要”而受到干扰。行政机关的官本位思想、败诉“丢面子”、影响政绩等对和解的所谓的“需要”是与依法行政要求格格不入的，不能成为行政和解制度存在的依据。行政机关的客观需要，是争取执法监督机关的公正裁判（不要枉法裁决），是对行政执法困境（责任重大，经费紧张，条件艰苦等）的理解。
3.2.5“在诉讼中引入诉讼和解制度并不违背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论证行政和解制度的合理性。这种说法不能苟同。用“不违背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论证客观存在的行政和解制度的合理性是可以的，但是以此作为诉讼中引入和解制度的理论根据就不妥当了。如果在诉讼中确立（或称引入）行政和解制度，需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就不存在违背法律的问题。
3.3 行政执法中应当重视行政和解在处理行政争议中的作用。
大家知道，目前行政事务繁忙。就卫生行政执法来说，有大量的行政许可、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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