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偏不倚、不过激无不及、雍容和谐的大道，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早期的氏族部落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或宗族，自然会产生一种排外思想和感情。“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都是部落时代排斥异族的思想意识。非我族类，不接受他的祭祀；非我族类，必不和我同心。但随着交往的增多，族与族之间逐渐也汇为一体。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是会联合的，华夏和夷狄也是会联合的。诸多氏族联合而为部落，诸多部落联合而为部落联盟，这在古代比较常见。在大联合中形成共同体，狭隘的血缘关系逐渐被破坏，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改变。春秋时期，在华人眼里，区分民族的似乎已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关系。华人接受夷人的风俗习惯，就是夷人了；夷人接受华人的风俗习惯，也就成了华人。这种胸怀是氏族部落融和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助于氏族部落的融和。春秋时期，在先进士大夫中间已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后来又产生了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礼记·礼运篇》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大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的理想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同思想是合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大同思想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人类社会自从有历史以来，就是逐步扩大的。最初，人类在氏族、部落内生活。其后逐步扩大，出现部落国家、民族国家、大帝国(秦汉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一个帝国包括了许多被兼并的民族、国家。推动人类社会群体扩大的，是人类生产的不断发展和交换范围的逐步扩大。生产发展了，为交换打下基础、打开道路。交换发展，像蜘蛛网一样，把人和人的经济生活网到一起。于是，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在一些方面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一个地区的人和另一个地区的人也有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近代以前，交换经济所织成的网并不太牢固，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绳断网破，四分五裂。因为近代以前，各地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其赖以生存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因此，总的趋势虽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扩大统一，但又常常分裂，大块变成小块。但时至今天，人类的生产力较之过去呈几百倍、几千倍地增加，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集中，人与人、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经济的全球化已突破国界、民族界、区域界。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过去由小变大，由野蛮进入文明，是一路杀过来的。正如孟子所说：“争地以战，*盈野；争城以战，*盈城。”对人类来说，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是，战争、冲突不应该是人类发展的理想未来。人类是一步步由野蛮走向文明的。物质文明越高，人们的生活就会越幸福美满；精神文明越高，人与人的关系就会越和谐友爱。当今世界，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强化，加强了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理解。理解多，矛盾少、仇恨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和谐思想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积极因素，人类社会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 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南开大学教授李翔海 ●中国文化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为其内在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化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系统的优良成分，为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现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为强健的生命活力。 ●只要我们在保持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始终不懈地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文化一定会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成为人类现代多元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元。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它面向未来还有没有源于自身的内在生命力？这是一个至今仍见仁见智的问题。今天，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抱二元对立的态度，但仍有一些人以西方文化为基本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已经没有内在生命力的观点时有所见。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问题，确有进一步加以讨论的必要。这是一个涉及能否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的重要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这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中国文化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为其内在生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类文化从分散的“民族历史”阶段走向统一的“世界历史”阶段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一直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与此相应，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被笼罩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之中的。但是，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也是为包括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人们所承认的。在西方思想文化界，固然有以韦伯等为代表的漠视中国文化者，但倡扬中国文化之价值意义者同样大有人在。从16世纪后半叶以后曾经席卷欧洲的“中国热”、启蒙时代狄尔泰等当时欧洲的一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大力推崇，到20世纪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以及李约瑟(自号“丹道子”)、南乐山(以“波士顿儒家”自任)等英美思想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之所以在“文明冲突”论中将中国文化看作是非西方文化中可能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冲突的主要对象之一，事实上也是以对中国文化的独异特质的认肯为前提的。应当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一起被公认为人类三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正是因为它像另外两种文化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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