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存在着众多的犯罪问题。犯罪问题的复现与作家自身经历、所处社会背景及其宗教原罪观念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区别于传统的侦探小说，他在犯罪问题处理上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他热衷于揭开人物内心的隐秘，表现罪犯的双重人格，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偶合处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家个人的艺术追求和崇尚神秘的宗教情结。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 犯罪问题 双重人格 宗教情结

“爱能拯救世界”，“爱能征服世界”。这是十九世纪忧国忧民的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坚定信仰。十九世纪的俄国，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观念也乘虚而入，侵蚀着斯拉夫人传统的道德文明；与此同时广大俄罗斯下层人民在沙皇政府和农奴制度的压迫下，生活日益贫困艰难。畸形的社会造就畸形的事物，刑事犯罪率激增，道德堕落等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日益突现，使作家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种力量，来净化人类的心灵，拯救千千万万罪孽深重的灵魂。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直面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如何应对，下面我们就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及他的作品来深入探讨一番。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人。对此，俄国文学历史上也存在过斯特拉霍夫和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争论。尽管公婆各持一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斯特拉霍夫作为陀氏“非常”时期的密友，安娜作为作家十四年的妻子，他们对陀氏是十分了解的，而各自站在自己的主观角度，对陀氏进行描述。LOcALHosT斯特拉霍夫曾写到：“他身上非常清楚的显露出一种独特的双重人格，它表现为一个人醉心于某种思想和感情。”①而安娜则认为自己的丈夫干什么都好走极端。一方面在自己一生中有那样的勇气忍受了各式各样的苦难（在要塞里监禁过，上过断头台，流放，亲历亲人的死亡）；另一方面，又不能忍受戒赌的痛苦，没有足够的毅力控制自己不去赌博。这是与他的高尚性格极不相称的。他是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天使与魔鬼，赌徒与忏悔者，健康与病态，常态与变态的混合体。他是一位“残酷的天才”。作家的个性和经历，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所折射，基于对作家的熟悉，我们再去挖掘他作品中的犯罪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我们将陀氏的作品大致浏览一遍，可以清晰的发现，他的小说与犯罪问题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在盲目的意志支配下，听凭身体的本能和自由的意愿，甚至发展到有点发狂幻想的冲动，犯下一件件难以饶恕的罪行；《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将军唆使猎狗把用石子伤了他狗的小孩活活撕碎；《死屋手记》中的少校典狱长，把所有囚犯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他们动辙乱施淫威，手法残暴的处以重刑；《白痴》中的罗果仁是谋害梅诗金公爵的罪魁，更是杀死娜斯塔霞的直接凶手。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罪与罚》，也是以刑事犯罪为题材，讲述了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其房东太太和房东的妹妹，最后又主动投案自首的故事。总之，在这些作品中，往往潜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藏着一个个预谋，也充斥着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如谋杀、自杀、发疯等等），正如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在小说的内容中，刑事犯罪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小说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变体，以不同方式利用各种法庭审讯的范畴……。”当然，巴赫金在这里只是点到即止，没有作具体阐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是如何处理犯罪问题的？通过犯罪问题又反映了他怎样的价值取向？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入思考。

陀氏小说的成功，是与他运用和独创多种艺术手法分不开的，更与他独树一帜的价值理念戚息相关。陀氏认为人是一种渺小、卑贱的动物，人始终处在意志与理智的冲突之中，而且理智往往无能为力，人的意志（即本能、性本能、作恶本能）却支配了一切。他把人的罪恶看作是一种天性，他在对犯人的犯罪心理进行剖析时，曾经说过：“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现代人的胚胎之中。正是这种作恶本能，使那些恶魔在犯罪时能获得一种极大的快感，使某些犯人犯罪（包括杀人），仅仅是出于一种嗜好、一种取乐、一种虐待欲的满足。”也有人说，陀氏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受恶的本能的支配，也是情欲的奴隶，是沉醉在赌博中的狂热“赌徒”情欲的一种变向发泄罢了。如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卡拉玛佐夫们，他们狂热地毫无顾忌的放纵邪恶的情欲，摧毁人间的一切道德规范。主人公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就很直白的讲到自己是一只蜘蛛，一只下贱的虫子，自己不但放荡，而且喜爱放荡，也喜爱放荡的耻辱；不但常是残忍的，并且也喜爱残忍。这就是作品所着重要渲染的“卡拉玛佐夫气质”，它体现一种卡拉玛佐夫式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力量。而更为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力量，在作者看来竟然有遗传的成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尽管我们能看到纯洁的阿辽沙继承的主要是其母亲身上那种顺从、忍耐和对上帝的虔诚，但米卡不止一次地说他也存在着卡拉玛佐夫气质。至于米卡、伊凡及老卡拉玛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们都直接承继了老卡拉玛佐夫那种放荡不羁、享乐一切的气质。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的罪恶追溯到了遗传学的根源之中，仿佛人生来便有罪了。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生理病理学的角度来描述犯罪。在《罪与罚》当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背负两条人命，但最后法官只是判了他八年的二等苦役，这样的量刑结果无疑是出乎意料的宽大，但只要我们针对案件作进一步的分析，一切又似乎合情合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劫财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动用抢来的东西，他甚至连这些东西共有几件，有多少钱也弄不清楚（事后发现，钱袋里一共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钱币，因为放在石头底下太久，最上面一层面额最大的钞票已经霉烂了），于是最后那些擅长心理学的法官得出结论：这件案例，除非是由于某种一时的精神错乱，由于一种病态的想杀人抢劫的偏执狂，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没有进一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贪图钱财，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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