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催促繁漪去看病。这次繁漪却是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周朴园曾经两次派仆人催繁漪去看病，繁漪都没有去，周朴园只能自己亲自去催，企图以家长的威严逼她看病，但他没有想到，繁漪并没有被他吓住，她仍没有去看病，而是径自回楼上去了。这次冲突中繁漪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优势仍在周朴园一方。因为最后他还是让周萍陪着柯大夫上楼替她看了病。

第三次冲突是繁漪雨夜从鲁家归来遇到周朴园。这次繁漪的反抗性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对周朴园的每一落千丈次问话的回答，都使周朴园感到惊愕骇异最后又只能摆出家长的架势命令繁漪到楼上去，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轻蔑）我不愿意，告诉你，我不愿意。”这可以看出优势转到了繁漪一方。

第四次冲突是在剧尾。这次繁漪更以一个审判者的姿态，将周朴园叫出来，当着众人的面，撕毁了他庄严的外衣，揭露了他虚伪的道德面具，让周公馆见不得人的黑暗暴露无遗。而周朴园此时完全处于消极的被动地位。每次冲突之后，都使她们的关系发生变化。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也由消极到积极，最后发展到越来越不可遏制，而且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最后终于完全撕碎了周朴园的“尊严”，彻底破坏了周家的“秩序”，显示出刀子“雷雨”般的性格。

二、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繁漪的悲剧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是封建婚姻制度自身的矛盾，也是社会的悲剧。首先，从繁漪和周朴园的婚姻方面来说，由于繁漪和周朴园两人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非此及彼的程度，还没有上升为冲突，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只能够是与周萍的通奸，但这并不是解除婚姻关系本身。从另一方面来说，繁漪虽然对周朴园充满了怨恨，但繁漪根本就没有打算过要冲击周公馆这座“死牢”，到更广阔的自由世界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更不愿意舍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繁漪与周萍的私通并未终止，那么繁漪与周朴园之间的家庭矛盾就不会那么激烈了。事实上，繁漪与周朴园之间的矛盾的表面化、尖锐化，是发生在私通关系被周萍主动终止之后。她对周朴园表面的对抗完全是由失望和绝望产生的报复心理的表现。

繁漪作为不幸婚姻的牺牲品是令人同情的，但繁漪仍旧以门当户对的封建标准设计周冲的幸福，所以繁漪“表现了一种为爱情与自由而献身的精神”，显然是溢美在繁漪身上，并未表现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也不是什么反封建与追求个性解放女性，传统文化的积淀对她的思想和行为依然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使她的意识深层还潜伏着某些软弱的、妥协的因素，仍然备受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她的许多话都是忍受着屈辱，违背着自己的天性说出来的:

“萍，好了。这一次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对人这样低声下气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不，不，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中外名著解读丛书之〈雷雨〉》，王兆胜，京华出版社）。

这都表明了一个绝望的女人的最后的、无力的挣扎，也显示出繁漪性格中旧式女人的怯弱，色厉内荏的一面。
繁漪嫁给周朴园可以说就是一个错误，是一个悲剧，而极力阻止周冲喜欢四凤，更是封建门当户对观念的影响。不管是《雷雨》的悲剧，还是繁漪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悲剧。作为周萍后母的繁漪，竟然不顾周朴园的淫威，敢于与周萍谈恋爱，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周萍地情人，以此来寻求自己的自由和爱情。这种近乎于乱伦地关系，为什么中国两千多年的清规戒律也无法束缚她的伦理道德，而犯下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罪孽？这源于她内心深处的原始野性，也就是她的无意识。繁漪也明白与周萍的关系是不正当不道德的，反复强调“屋子里闹鬼”，但她敢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努力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她的无意识已覆盖了她的意识，表现出她的真正渴求。在繁漪看来这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正义的是自己追求爱情自由的最好宣言，是自己葆有生命力的最好办法。繁漪之所以像所有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爱上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可以说是出于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没有人可爱，因此她不顾一切地狠狠的“抓住”了他。所以，当周萍痛苦甚至厌恶这种关系时，她却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当她知道周萍另有所爱，绝不把她放在心上时，她宣布道：“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望窗外，自语）风暴就要来了！”（《雷雨》序）她是说天空中的暴风雨，可让读者感觉到的却是她心里的暴风雨。作者也说：“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正活着地女人！” （曹禺语）因此，戏剧在这种是非（是主人非主人，是情人非情人，是母亲非母亲）处境中，成功的塑造了她“雷雨”式的性格。

这种成功，不仅仅在于她思想如何崇高和性格如何可爱，更在于她用辛辣尖锐而不得已的反抗，折射地反映出封建势力压力的强大；反映出那个可怕的环境是怎样把一个怀着自由要求的女性逼到绝路上来的。她被逼上绝路是对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血泪控诉，从而体现了作者“毁灭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的批判价值。虽然繁漪对周朴园的反抗，带有个性解放思想跟封建专制斗争的性质，具有较积极的社会意义，可是繁漪性格中的封建性，使她的反抗又得不带有旧式女人的痕迹，具有软弱无力的特点。（田本相《曹禺剧作论》

三、矛盾的处境，缺失的灵魂

繁漪追求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在当时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同时对她也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我认为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作为真正觉醒的新女性应该是自尊、自爱和自律的，而繁漪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程度。她的至高理想是追求自由的爱情，即使是追求也常常表现出自卑、自弃和自虐的特点。繁漪因为她常苦苦哀求周萍，甚至舍而求其次，提出即使将来把四凤接过来同住也行的要求。在得不到周萍的爱情时，竟然采取了玉石俱焚的做法。没有新女性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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