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面多操心，人生地疏，……加林哥，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天下再也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了”，这责罚是相互的，也许当时的高加林还意识不到，因为他结束这一段意味着开始另一段更刺激的爱情。可是这对于巧珍就是不啻雷劈的打击。“半个月来，她很少能咽下去饭，也很难睡上一个熟觉。每天夜半更深，她就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她的不幸，哭她的苦命，哭她那被埋葬了的爱情梦想！”。“但是，不论怎样，她在感情上根本不能割舍她对高加林的爱。她永远也不会恨他；她爱他。哪怕这爱是多么地苦！”。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每一次看到这里，我们都会为巧珍流下同情与感动的泪水，都会无限地惋惜高加林把一个“金子般”的姑娘给抛弃了。我们同情被弃者，谴责自私狠心的高加林。可是同时也发现，巧珍与传统文学中“弃妇”的形象有某些相似。她们虽遭遗弃，但不思反抗，不忘旧情（《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独自吞咽“始乱终弃”的苦果（《诗经·氓》中的主角）。在爱的对象失去之后，仍然一往情深，没有一丝怨愤与反思。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最初是近乎偶像的崇拜；一旦相爱了，便百依百顺，毫无保留；直到失败后则转换成一种精神寄托：已经真心爱过了，从此便不会再爱别人。“从一而终”的旧观念，影响着巧珍的潜意识心理。

巧珍她是被动的，从一开始就是。她爱情的起起落落随着高加林工作和身份的起起落落在发展，甚至连她的“去留”也是高加林在做决定。他说离开就离开，巧珍毫无力量，毫无反抗，甚至连质问一句的勇气都没有。她是从属的，她是依赖的。她只是乞求爱情，而不是争得。

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变革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发展水平。不能不说刘巧珍在爱情追求上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排斥的双重性格。她的身上折射着现代文明的光彩，拥有新时代生活中年轻人该有的某些品质；但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是多棱角的矛盾对立物一样，同样一个人，却也有着违背历史发展要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落后、愚昧的东西。爱情，这个人类社会里一项特殊而美好的活动，应该有利于个人和群体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虽然她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的评价和制约，但感情与伦理、与风俗之间是难以简单划上等号的。而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当爱情与伦理之间对立的时候，往往是后者会占上风。因为几千年保留下的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无数青年人的爱情在传统的势力下走向了悲剧。所以，个人的觉醒和认同是重要的，是必要的。当每一个个体都能认清自己和所处的环境，都能坚持自己所追求的梦想，敢于冲破一切不合理的束缚，那么，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

刘巧珍最终是个悲剧人物，这除了她自身并没有为崭新的思想所武装、她独立人格和自尊意识未完全觉醒、以及她自身没有从旧的观念中完全脱胎出来之外，她所处的环境对她精神文化视野的局限和社会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巧珍和高加林的爱情悲剧也集中体现了历史进程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的，改革的春风也一定能吹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巧珍以后的人生还很长，她也许还会遇到很多的沟沟坎坎，但是只要她努力提高自己的个人意识，不把视野局限在爱情和婚姻的小圈子里，永远保持自立自强的清醒认识，对生活有更积极的开拓的话，她会找到不一样的人生，她会争取到自己的幸福。当然了，“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④

参考文献：

①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2—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引文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第4节（“一夫一妻家庭”）。

③《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见《路遥文集》第二卷第40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见《路遥文集》第二卷第9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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