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新形势下反商业贿赂的新措施
罪学研究提升了人类治理犯罪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商业贿赂行为严重地腐蚀着市场，极大地威胁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绊脚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今年，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对我国反腐败与反商业贿赂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提供了加强反商业贿赂工作新的契机。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上，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态势与治理问题，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与犯罪特征 商业贿赂并不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个罪名，它只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罪名”，究竟应如何科学界定商业贿赂这一概念呢？来自武汉大学的康均心教授认为，商业贿赂概念的界定，应综合考虑我国立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既要符合我国国情，又应适应国际合作的要求。因此，所谓商业贿赂，是指在商业活动中，有关单位或个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直接或间接向国内外拥有职务的单位、个人提供、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和实际给予财物及财物之外的一切不正当利益，并侵害他人职务廉洁性；或者拥有职务的有关单位、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害职务廉洁性，索取或收受财物及财物之外的一切不正当利益，意图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 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代表普遍认为，尽管近年来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但商业贿赂犯罪还是大面积地存在，并且不断出现新情况、新特点。LocALhosT河南省检察院的朱艳菊检察官分析，当前的商业贿赂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犯罪领域不断扩展，热点领域、重点岗位或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成为“重灾区”；第二，权力、职位主动“寻租”现象突出；第三，作案时间长、次数多，大要案比例高；第四，犯罪方式更加隐蔽；第五，行贿、受贿手段多样化，除直接物质利益之外，间接物质利益以及非物质利益也成为“交易”的标的；第六，案中有案，窝案、串案情况十分普遍。 从更具体、更微观的角度解析商业贿赂犯罪，也是本届研讨会的鲜明特色。河北大学教授孟庆华对目前引起广泛关注的高校商业贿赂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当前“象牙塔”内商业贿赂主要发生在以下四个领域：一是图书、教材、辅导教材、教学仪器设备的购买；二是大宗货物、学生用品的购买；三是校园建设工程；四是教学行政审批活动。孟庆华教授认为，当前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监督机制的滞后，是导致高校商业贿赂犯罪频发的重要诱因之一。 二、发案原因与治理难题 商业贿赂犯罪的发生离不开一定的土壤和环境，来自山东警察学院的李锡海教授将其归纳为：（１）经济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但仍不健全，许多原本需要由市场进行配置的资源，仍需要权力者的决定，通过向这些权力者行贿而获得市场收益，逐渐成为经济领域的潜规则。（２）社会文化原因。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熟人社会、关系社会，反映在经济领域，就表现为商业交易的进行与完成主要依赖人情关系，而不是出于对契约与市场规则的信赖与遵守；（３）制度原因。目前我国的许多重要行业还是高度垄断型行业，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监督缺位，致使不法经营者有机可乘；（４）立法原因。目前我国关于商业贿赂的立法不仅内容较少，而且很不完善：行政法规方面，对于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力度远远不够；民事立法方面，对于商业贿赂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侵害的经营者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并未有明确规定；刑事立法方面，我国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也不尽合理，等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商业贿赂案件隐蔽性较强、发现案件线索难，行为人反侦查能力较强、成案率低，案情辐射地域广，侦查取证难，所以此类案件普遍存在查证困难的问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郭浩善认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联合执法力度不足等原因，在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以下两个问题显得十分突出：（１）对行贿者打击不力。近年来，在河南省司法机关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几乎全是对受贿方的处理，很少对行贿者立案处理，这与商业贿赂的对合性特点不相适应，客观上造成了很多行贿人逍遥法外的现象。（２）对涉案单位处理不力。商业贿赂案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单位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受到刑事处理的多为个人，对单位作犯罪处理的很少。以河南省为例，２００６年共受理商业贿赂案件２３４件２７２人，没有一起单位犯罪；２００７年前５个月受理３３件３９人，其中只有３个单位被告。 三、刑事立法的完善问题 当前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现状和发展态势，无疑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完善刑事法网、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成为此次年会上代表们关注的问题之一。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一百六十四条，扩大了公司、企业人员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将公司、企业人员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到”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为司法实务界查处商业贿赂工作扫平了法律障碍。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关于反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层级较低，有的条文之间甚至相互矛盾，难以发挥效力，不适应中央部署的下大力治理商业贿赂实践的需要。有代表认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治理腐败最完整且具有全球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法律指南，我国应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刑法中有关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使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法网更加严密，也更加科学有效。具体来说，主要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１）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要件。根据《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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