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贿赂犯罪。与《公约》相比，我国受贿罪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该要件在立法上有明显缺陷，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只要公职人员实施了利用职权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已经构成收买职务行为的事实，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意图的有无及行为实施与否，均不影响其实质。如果要保留此构成要件，可以将其作为量刑的情节。 （２）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要件。我国刑法对几种

受贿犯罪均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分歧，如谋取正当利益与非正当利益、已经谋取和尚未谋利益等，影响了一些案件的认定。按照《公约》要求，各类贿赂行为的行贿方和受贿方均应构成犯罪，并没有厚此薄彼之不同，但我国刑法却显得比较“宽容”行贿犯罪，主要表现在行贿罪构成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如果其意图谋取的利益属于“正当”，行贿罪便不能成立。根据《公约》第１５条规定，只要向公职人员实施了行贿行为以使其作为或不作为，不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正当还是不正当，都成立行贿罪。因而建议借鉴《公约》的表述，以受贿人基于贿赂“作为或者不作为”取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３）扩大贿赂方式的范围。贿赂是行贿与受贿的中介物，贿赂内容的范围和种类，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对贿赂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公约》规定的“贿赂”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而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尽管学者中也有不同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仍以刑法规定为准。目前，我国刑法对贿赂的方式限定于给予或收受财物，但在商业经济活动中，贿赂方式多种多样，有财产性利益，如金钱、装修房屋等，有非财产性利益，最典型的如性贿赂。无论何种形式，都会对公平有序的市场造成破坏。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如果对接受性贿赂之类的非财产性利益不以犯罪论处，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可以借鉴《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的概念，把“获取不正当好处”作为贿赂方式。 （４）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应当将贿赂外国公司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针对的都是国内的单位和人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也逐渐增多，对国内企业境外行贿进行处理，从长远、整体看，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树立良好国际形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代表着重从建立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角度，提出了进一步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的建议。 四、商业贿赂的犯罪心理及其预防 任何犯罪都是犯罪人在一定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因此，要想有效预防和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心理的研究十分重要，这也是犯罪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中国政法大学的罗大华教授等部分与会代表就商业贿赂的犯罪心理及其预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罗大华教授认为，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是在下列犯罪心理的支配下实施的：（１）双赢心理。行贿人与受贿人都是在没有利益受损，而均为“最大利益获得者”心态的支配下，秘密进行肮脏的交易；（２）侥幸心理。商业贿赂案件的犯罪人一般自信谋划周详，作案手段高明，不会露出马脚；（３）贪婪心理；（４）冒险心理；（５）从众心理。当前商业贿赂在社会诸多领域广泛存在，这种情况容易使行为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即便是一部分人最后受到了刑事处罚，也是因为运气不佳，而不是由于触犯了刑法理应承受的必然结果；（６）互补心理。行贿人掌握着“经济优势”，而受贿人拥有权力，犯罪人正是在这种钱与钱可以互补、互换和自由转化的犯罪心理的驱动下，非常隐蔽地进行着商业贿赂活动。 商业贿赂犯罪的心理发展过程，首先表现为观念的扭曲，从而难以抵制社会不良因素的刺激，最终形成犯罪动机和犯罪决意，犯罪后，这种动机和决意还会不断得到强化。因此，针对商业贿赂犯罪，应采取如下心理预防措施：（１）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并有计划地开展法制教育工作。（２）保持健康的职业心理。通过有关专家作报告、上级领导的及时关怀以及心理医生的指导、帮助，培养公职人员的健康职业心理，使他们远离不良诱惑的影响和干扰。（３）通过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威慑潜在犯罪人。（４）从青少年抓起，树立正直、诚信的社会价值标准，这才是预防和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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