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其他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坚持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胜利恢复了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阶段性目标，统一战线既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以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高度重视和发挥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的作用，广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了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三、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统一

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3]也就是说，党的纲领、路线和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不能动摇，采用灵活多样的

形式和方法来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奋斗目标的重大进步。原则的坚定性是第一位的，放弃了原则，统一战线就要破裂。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由于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结果造成了统一战线的破裂，致使大革命的失败。抗日战争期间，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袖，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如果按照他的错误主张去做，只能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抗日战争的失败。

原则的坚定性又必须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在不损害原则性的条件下，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以便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发展和巩固。在1937年初，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如果国民党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集中国力，准备把对同作战定为国策，中共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把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政府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重庆谈判中，中共同意让南方8块根据地，将军队缩编为占全国军队总数的1／7，这样才迫使国民党口头上承认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典范，“一国”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两制”则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是求大同，存小异，是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展。1938年1月10日成立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会。其实也是山西省党统一战线的一个标志。

四、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统一战线的主题就是大团结、大联合，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统一战线可以通过在社会各界中多做一些了解民意、理顺情绪、联络友谊、沟通思想等工作，使党和政府了解其他渠道不易掌握的社会信息和情况，听到不易反映上来的呼声和意愿，获得难以得到的建议和批评。统一战线汇集了各方面党外代表人士，他们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中具有共产党不可替代的影响力，通过他们去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可以有效地消除各方面不稳定因素。对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阶级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能够正确处理各种矛盾与分歧，协调各阶级利益关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尽量减少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统一战线一贯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能够做到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因为统一战线成员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思想认识问题，就放弃对他们的团结，而是要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地反映社情民意，注意上下沟通、左右协调，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实现利益上的共识，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能够引导成员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各种利益要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广开思路、集思广益，最大限度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以人为本”，如实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从而为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种宽松和谐、团结合作的社会氛围。

五、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在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农民是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基本力量。毛泽东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4]同时，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实质的论断，从根本上奠定了在中国革命中建立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总书记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邓小平在阐述统一战线性质时，首先强调了工农联盟在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地位。1979年6月，邓小平在《新时期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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