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分析了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现有军工体制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在于其内部体制和机制，致使非军工领域的优质科研生产资源无法在国防创新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模仿前苏联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新能力是在仿制国外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在技术模仿起步，待技术开发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培育基础研究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只是一个技术跟踪者，而不是一个军事装备发明者。其次是制度因素，即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国防创新系统来说，这一转变尚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时至今日，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仍然在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实，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和程度仍然不是军工单位的主要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第三，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的演进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和军工文化中保守和不积极的那些方面，特别是缺乏商业风险投资、研究开发合作等创新文化的必备精神，制约着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

从当前和长远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我们必须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加快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尽快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我国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双向转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我们从西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分析了这些地区国防创新系统技术“溢出”的情况以及民用创新系统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军转民”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总的来看，军工单位从事民品科研生产走了一条“马鞍型”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20年不会打仗的基本判断，决定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要求国防建设在一个时期“忍耐”发展。国家裁军100万人，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人员、厂房、设备大量闲置。军工企业为了寻找出路，陆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转民”调整，各种民品项目纷纷上马。一开始，军工单位开发生产民品很盲目，基本上是“饥不择食”“找米下锅”，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从锅碗瓢勺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甚至帮助农民收麦子，军工企业无所不为。在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军转民”生产的民用产品一度活跃了沉闷多年的短缺市场，提供了人民急需的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同时，民用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推动民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产品升级换代和售后服务做得不好，也没有发挥出军工的技术优势，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不多。军工企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民品开始由畅销转入滞销，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导致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陷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军转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创业”或“第二次革命”；进行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通讯、核电、环保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

我国“军转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推动了科技进步，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军工各行业基本形成了具有本行业特点的民品发展格局，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知名企业集团。

当前，军工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以军为主的中央军工企业和应用基础类研究所，民品开发处于次要地位；以民为主的大型军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大多数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地方军工企业压力大，靠自己闯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改制后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在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总的来说，地方军工企业比中央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转制军工单位比未转制的军工单位军民结合搞得好，东部军工企业比中西部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

目前，军工企业在推进军民结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军工单位的思想观念、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军民双方的结合大多是军工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感情交流”，缺乏顶层从组织上、计划上的落实；由于管理体制的缺陷，企业缺乏研发民品积极性，对技术成果保护缺乏信心，对技术实施转化不够积极；科研与生产脱离，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企业很少有实质性的研发活动，科研院所在追求小批量生产能力；在“军转民”过程中缺少融资渠道。

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民用科研单位，还是民品生产单位，都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同时，民用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资源。部分民用科研机构和民用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民用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化资源丰富，对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可靠的技术基础；目前被军方利用的民用科技资源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民为军用的潜力很大；民用创新系统活力充沛，成长态势良好，军民融合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前景广阔。民用科技力量具有体制机制灵活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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