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样的观点：“档案不再是‘君主的心脏、安慰的珍宝’，而是作为‘社会的记忆’而存在；利用档案已不再是统治者的特权，而成为广大公民的权利。”我们有责任激活现有的馆藏档案。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档案的利用。但是，不少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的绝大多数处于"沉睡"状态，对社会的贡献率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我们的收集工作。馆藏是档案馆工作的物质对象，馆藏很少或馆藏单一，档案馆公共化进程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大力收集、征集那些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以及带有休闲性的非公务类档案，包括族谱家谱、婚姻户籍、土地房产、名人档案、地方性珍贵历史档案、老照片等等，甚至于走出既定“档案”定义的束缚。
对于档案馆而言，开放不仅仅是对社会、对公民的给予，更是一种获得，它所释放出的推动档案馆发展的能量是难以测度的。美国的档案馆很多馆藏都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赠。档案馆服务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也乐于将自己保存的档案资料捐赠给档案馆，提供给更多的人利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一位对美国占领时期的冲绳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状告美国政府违反信息自由法，并要求利用这些电影胶片。后来，这批电影资料提供给了她。她在利用的过程中又了解到，美国国家档案馆认为这些胶片所反映的是冲绳的当地生活，而不是政府的活动，因此决定把胶片送给冲

绳县档案馆。该研究人员状告档案馆的鉴定不当。最后法官判决说，档案馆依据“错误的主观判断”做出了不当的鉴定，要求国家档案馆重新鉴定。后来国家档案馆的确重新进行了鉴定，并决定保留原件，只送给冲绳县档案馆一份拷贝。
当然，档案馆要走向社会，要让社会走进档案馆，要为社会各方面、各阶层服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档案馆，做到这一切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就要积极塑造开放的档案馆形象。“形象”绝不是“外观”的同义词，它是内在气质于外在形式之表现。形象是一种信号，无言地昭示着事物的内涵和倾向；形象是一种力量，可以引人亲近或拒人千里。所以，开放的档案馆应该有开放的形象。档案馆的公众形象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基础上的公众印象，二是档案馆设施给予公众的感受。不用多说，前一个方面主要通过丰富馆藏和提高人员素质来加以解决；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后一个方面，也就是档案馆设施给予公众的感受问题。档案馆大都建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高墙内院”，使档案馆无法正常履行对外开放、陈列展览和文化休闲等职能。要塑造现代档案馆的新形象，在选址上要充分体现现代化气息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应彻底打破档案馆作为机关附属物的老观念，走出机关大院，尽可能靠近文化区，和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性文化场所相互呼应、和谐统一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内部设计上，除了考虑库房、技术用房和办公区域外，更要着重考虑两个服务区，即服务教育区和公众活动区。服务教育区用来满足今后档案馆对外开放和拓展服务功能的需要，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服务功能，应设置现行文件中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学术报告厅、多媒体演播室等开放性场所；公众活动区是人们在查档、参观之余的休憩场所，主要包括休息室、大厅活动区等，可设计成庭院式，营造宽松、优美的氛围，给人以开放式和文化机构的印象。美国的档案馆设计还非常注重前来利用档案的用户提供一个完美的环境，无论用户阅览室是还是公众休闲区域，都应接触到阳光和自然的景物，比如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档案阅览室就面对着一大片山坡和草地，非常安静与惬意；从肯尼迪总统档案馆的阅览室望出去，能看到蔚蓝的大海和波士顿最美的城市天际线。日本德岛县档案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文化林园”之中，与图书馆、博物馆、情报资料馆、科技馆比肩而立，成为公众文化休闲的好去处。我国的发达地区已经有所意识，上海市的新馆的选址定在外滩不能说没有这样的考虑，而且功能和艺术设计别具匠心。深圳市即将建成的位于“市民中心”的多功能新档案馆都将以开放的形象成为城市中抢眼的文化景观和显现档案魅力的文化设施，一扫百姓心中“神秘”、“封闭”的传统印象，吸引越来越多的公民前往和利用。
前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先生说过：当前“档案事业正处于一个完全被重新塑造和重新接受的时代。”我们坚信，档案与档案事业在时空统一的人类社会总体中具有一种从最深处将“过去、现在、未来”维系贯穿在一起，因为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作用和意义，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必将与人类永远共存；档案界人士尤其以从事具体档案工作的档案工作者，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应当积极探索，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将服务面扩大到全社会，为社会各领域、各阶层服务，为最广大的平民百姓服务，让档案和档案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更加显赫耀眼，用地方的独特的人文历史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去更多地吸引休闲者的眼球，对当地乃至全人类的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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