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不要被那些只图虚名、不重实效、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假象所蒙骗。为官需要无所求，从政应当一身廉。要多重用那些“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无意功名利禄，不肖屈节随俗”的公仆，而把那些滥用公权、假公济私、不顾群众死活、只图个人升迁的“主人”拒之门外。正确用人，是最关键的导向，比说千道万都管用、都重要。

2、客观评价。政绩不是表面的花哨、数字的堆砌。表里不一、华而不真、形多实少的东西，中看不中用，只能是昙花一现、废物一堆。把一只脚放进盛满冰水的桶里，把另一只脚放进盛满烫水的桶里，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应该感到很舒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评政绩，光看表面、仅讲数字是不妥的。总产值是个重要指标，是个好东西，以后也还得讲。但不能唯产值论英雄、判成败，片面强调总量和速度不科学。伴随着总产值的增长，人们可以吃上山珍海味，可以住上高楼大厦，可以实现家庭电气化，可以周游世界。然而，总产值无法衡量增长的代价，不能度量因环境变坏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很难综合反映人均生活质量，更难以显示快乐、幸福等心理体验。单纯用总产值来评价政绩，尽管有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实现更多物质产出的积极性，但只有这样一个杠杆，难免会使劳民伤财的程度加深，重复建设的病症加重，重物轻文的片面加剧。追求政绩是应该的，注意眼前也并不都错。凯恩斯讲：“长期中我们都要死，即使再有眼光，也不能不考虑短期看得到的结果。”关键是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摆得对不对，出发点和落脚点好不好。所以，有必要认真思考和改进政绩考核工作。政绩产生于不同的基础和环境，受到诸多条件的影响，政绩本身也具有多种形态，这就决定了政绩考核的机制、方法、指标和评价途径的多样性。要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思维的观点，防止机械性、片面性、单一性。实行因行业、因岗位制宜的思路，避免简单化、绝对化、粗放化。在方法上既要科学规范，也要注意不搞一刀切。有的要以事实为根据，讲究定量分析，如经济工作的政绩；有的要进行科学测评，如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绩；有的着重进行定性评估，如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有的可采取民意调查方式，如群众对干部的评价。事情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而人则难以计算精确。政绩考核要与对干部的全面考核相衔接，把德、能、勤、绩、廉这五个方面结合起来，相互检验和印证，使考核的结果更具有准确性和真实性。

3、科学决策。决策成功，是最大成功；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特别是战略性的决策，影响更深远。不可掉以轻心。决策浪费也是最大的浪费，“建机场”热、“开发区”热、“高尔夫球场”热，盲目投资导致的损失令人吃惊。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甚至比贪污受贿更严重。一个大项目的决策失误，

就可能减掉一个地方的税收。决策性浪费，主要表现在有的领导拍板只凭经验、靠臆想，根本不计效益、不顾后果、不负责任。有个地方要建个厂，让群众集资，许诺是30%的回报率，农民节衣缩食投资，工厂草率上马办成了，结果却因产品没销路垮了。政府只好从财政拿钱，按银行利率给群众还钱。这个学费最终由政府承担了，可政府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有个地方搞“白色革命”，乡政府动员发展蔬菜温室大棚，某村就建了300多座。可由于本地温差较大，土质碱性重，加之农民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1万多元一个的大棚不来事，冬天蔬菜大半冻死，农民背了一身债。有些地方种树，林种、林层、林龄单一，虽然易栽活、长得快，也便于采伐管理，但不利于水土保持，病虫害频发，生态功能降低。重大决策，容不得半点主观、半点杂念，需要的是科学、是公心。决策过程应有“换位”思考。对于如何决策良好，有一种普适的说法被尊为“黄金定律”：“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情况，国外有学者对“黄金定律”作了补充，提出领导者应遵循的“白金法则”，即“别人希望你怎么对待他，你就怎么对待他”。做到这一点，需要“换位”思考，了解、理解和尊重工作对象，努力满足别人的合理需求，使决策者和被决策者消除隔阂，融进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中。为了避免效果与动机相悖、好心没办好事的情况，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的智慧弥补个人的不足；依靠发挥人大、政协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民主监督，减少决策失误；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增强领导工作的预见能力和洞察能力；坚持没有通过可行性、不可行性的研究不决策、没有经过咨询会和听证会的不决策、没有二个以上可选择方案的不决策的制度，提高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成功率。在抓好源头控制、过程控制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后评估机制的作用，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指标，运用科学、公正、可行的方法，对政策、计划、项目等进行专业化评判，为加强和改进决策管理提供依据。

4、增强本领。创造骄人的业绩，取得过硬的政绩，说到底要靠真本事。搞改革、谋发展、奔小康，要尊重唯物论，把握规律性，用好辩证法。人类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欲成天下事，须得民众心。古人讲：政无新旧，以便民为本。历史上的许多变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都受挫乃至失败，有一个重要原因：“民曰不便”。这“不便”两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好的设想，要为人理解，得到拥护，方能成功；否则，利益关系处理不好，失去了人心，再美的蓝图，也没法实现。欲使“不便”变为“便”，赢得民心，就得靠政治智慧、领导艺术。有的人抱着这样一种逻辑：只要代表了公共利益，便天然合法，可以无所顾忌、无所约束。公共利益与部分群众的利益常常会有矛盾，不能回避要正视，不能简单地以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代价来搞建设。群众利益、生命至上，不仅仅体现在灾害中，而是体现在每时每刻，应从一点一滴维护起，尤其不能利用职权侵犯人权。鲁迅说：“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失算。”尤其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光唱高调不行。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不可能都去“治国平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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