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还引发了一些争议。

再审涉及法院与检察院、上下级法院及法院内部的职权配置，其制度设计应坚持在维护司法终局性的基础上有限纠错。再审程序的改革仍有较大空间，如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权力应当取消，当事人申请再审彻底改造为再审之诉，进一步明确再审标准等。近年来几乎未动的刑事再审制度亦需在启动主体、事由、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当前处于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不足，可适当强调再审的依法纠错功能，但长远而言更应注重保障司法的终局性，将再审定位于非常情况下的特殊救济，有些无害之错可以忽略，而一般性纠错交由审级制度完成。当然，审级制度也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优化职权配置的地方探索。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内部职权的优化配置。例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制约监督机制，以案件流程管理为主线，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两权”运行模式。该项改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法官的职责，有利于解决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定位不明、权限不清、职责错位、机制缺失等问题。又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环保审判。自贵阳市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以来，无锡、昆明、玉溪等地法院相继效仿。底，云南召开全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建设及案件审理座谈会，制定了环保案件“审判指南”，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拓展为“检察院及在我国境内经过依法登记的、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而贵州清镇法院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国土局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开创了社团提起公益诉讼的先河。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设立，特别是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有利于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促进民众参与司法。

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纵向涉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横向涉及不同地域法院的管辖权安排，法院内部涉及不同机构和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应合理界定职权，建立以审判权为中心，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制约平衡的法院权力结构，形成配置科学、运行顺畅、公开透明的司法工作机制。这项改革任务相当艰巨，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于法院自身，如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调整主要以上级法院放弃对下级法院的诸多权力为前提，法院内部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审判长、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管理人员、辅助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须以限制“领导”的权力为基础，因此，只要法院系统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定决心，完全有可能逐步实现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

（三）规范司法行为

规范司法行为是提升司法公信的主要途径。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和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纪律处分条例》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五个严禁”、提出反腐倡廉九项重点、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出台整肃院风院纪的三项规定，地方如重庆还尝试在市级司法机关领导干部中率先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廉政建设，规范司法行为，并通过案例指导制等方式促进司法统一。

——推进司法廉政建设。“五个严禁”直指易滋生司法腐败的主要方面和环节，以禁令方式约束法官行为，包括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五个严禁”只是对法官基本行为规范的重申，这本身就表明维护司法廉洁任务的艰巨性。为落实禁令，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要求各级法院向社会公布具有24小时自动接听功能的举报电话。至年底，各级法院共处理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干警319人，其中120人移送司法处理。若能继续切实执行，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回复，适时通报查处情况，并给予举报人进一步申诉的机会，该禁令可在一定程度上震慑腐败、整肃队伍、重塑法官形象。未来应建立科学的法官惩戒制度，这比禁令更能促进司法行为的规范。

反腐倡廉九项重点提出强化纪律、完善监督、改革制度等要求，指明法院本年度反腐工作的重心，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延续和落实，也是近期法院廉政工作的实施纲领。但长远而言，应完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构建职权明确、监督到位、追究有力的责任体系，紧抓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加强对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部门和岗位的监督，而不限于问题严重时的集中整改。廉政监察员制度是法院针对违法违纪易发多发的审判、执行部门设立专人监控的内部监督举措，由一定级别的资深法官担任廉政监察员，通过廉政教育、检查监督、指导咨询、报告问题等方式协助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院监察部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截止初，全国已有2392个法院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配备24521名廉政监察员。但该制度缺陷明显，如自己监督自己，廉政监察员的副职身份决定其对部门领导的服从，监督效力最强莫过于启动监察程序，因而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有效的内部监督。最高人民法院自2月起执行考勤、着装、机关行政管理三项规定，整肃院风院纪，各级法院相继效仿。此举旨在重塑法官和法院形象，对改善司法形象有一定作用。但良好的司法形象不仅在于着装规范、纪律严明，更在于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廉洁应从根本入手，小修小补成效不大。

——促进司法裁判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汇集了上年度审结的23件典型案件的判理摘要。这些案例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功能。该举措可视为法院探索案例指导制的一部分。成都孙伟铭醉驾案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各地法院纷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相关问题征求各方意见、形成共识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个案判决的做法，可视为指导性案例形成和发布机制的一种探索。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探索建立省级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全省联动、层次分明的案例指导体系。

“二五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但该任务尚未完成。中国建立案例指导制符合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具备司法的案例传统、法院的实践经验等有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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