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古典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lOcAlHosT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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