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灵丹妙药，它不可能负无限责任，同样，非理性因素也并不是导致知识谬误的罪魁祸首，二者对谬误知识的生产负有同等责任，对被认为是确证无误知识的生产享有同等分配机会、因此“强纲领”坚决主张应该用对称而公正的解释原则去对待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确证无误的和谬误的。

应该承认，“爱丁堡学派”炮制的反“二分法”的“强纲领”并非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恰恰相反，它在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是以“波普尔”、“汉森”及“库恩”身份出现的，它的重要性在于为后人重新审视科学知识属性提供了一次契机，在于它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即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事实上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科学事业仅仅凭借其“求真、能否获得生存的理由?科学体制化目标是否仅仅是为了体现科学家的意志?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到底包括哪些因素?
带着这些问题，一些始作俑者的社会学家决定运用“人种史研究方法”对科学知识的主要生产场所—实验室进行近距观察:对实验室的宏观决策及其与社会利益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地跟踪。这些始作俑者的科学社会学家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拉图尔和谢蒂娜等学者，此处对他们的工作作些交代。
布鲁诺·拉图尔( b . t.atour)是法国的一位科学社会学家。他曾对吉列明(r.guillemin)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了两年多的考查，克诺尔·谢蒂娜(k.d.knorr一cetina)于1980年前后对伯克利实验室进行了长期考查，前者著有(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 1979 ) ,《行动中的科学:如何透过社会跟踪科学家与工程师》(1987)，后者著有《知识的制造》(1981),《观察到的科学》(l983):这两位作者前后写出的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的风格，那就是前一部系微观研究。后一部系属宏观归纳。对他们的发现及他们所给出的解释可作如下归纳:
(1)实验室“实在”是高度建构的:科学从整体来看。原则上已经渡过了大发现年代。那种以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的想法已一去不复返了，”science"已不足以描述当代科学的内涵，而应代之”tech一science"，即科学是高度技术化的科学，科学知识是科学家面对高度技术化“实在”借助高度技术化仪器，使用高度技术化处理方法得以生产和走向社会的。
(2)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已经由“智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由于当代科学知识的增长日益依赖于实验室.为科学家配备合适的实验室比起为科学家配备高智商的助手来说比以往更为重要.以致于拉图尔给出了如下命题:“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实验室又系“资本密集型”，因此、当代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确实由以往的“智商密集型”转向今天的“资本密集型”，谁拥有资本。谁就会拥有实验室，谁拥有(包括租借、有偿使用等)实验室，准就拥有较多的知识生产机会。
(3)科学存在的理由已经由“求真”为主转向“求善”为主、由于当代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转向“资木密集型”，实验室运行口益依赖于社会资助和政府拨款，如果实验室在消费大量经费之后仅仅告诉人们“宇宙是怎样起源的?”“黑洞是怎么回事?”，那么.大量实验室就会被政府关闭，科学将重新回到”象牙塔”内一因此，科学事业要得到发展，实验室“给养”要得到及时补充.就必须借助于“求善”赢得其合理合法的地位。
(4)科学已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驱动转向由一只看得见的手来驱动，研究选题已经由自主转向被明确要求按给定范围，给定方向进行选择科学家研究什么本来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而在当代，科学家要想获得政府科学基金资助，要想获得社会利益群体资助.就必须将自己的选题范围，研究方向及研究目标调整到与这些要求相一致的方向上来。尽管如此，能否获得资助还得取决于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二当然，科学家在无法获得经费条件下就只能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驱动，这就是默顿所言的科学家的内在兴趣。由此可见，整个科学事业就是在这样的一只看得见的手引导下向前发展的，至少可以说以“看得见”为主，以“看不见”为辅。
(5)实验室在生产知识时所使用的标准由“确证无误先导型”转向“投资评估先导型”。由于实验室知识增长方式系“资本密集型”且资本资源相对于实验室不断上升的需求来说总是稀缺的，因此，实验室首先关心的是其选题是否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是否具有既定的或潜在的“客户”;其次要关心的是在研究目标确定条件下能否采用最经济的研究路径以求成本最低;最后关心的是在成本给定条件下如何提高其二产品”质量。如何提高其市场信誉。
上面的讨论是对知识社会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科学知识属性、发育动因及知识增长方式的探讨所作的不完全归纳，且这些社会学家也还没有对所有类型的实验室作全方位考查，如还不包括基础研究实验室，还不包括无需实验的纯理论研究等。故据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尽合理的。但他们能够亲临知识生产现场，能够对实验室作长期考查、在“知识经济”还鲜为人知的情况下能够先于其他学科直接观察到科学知识的“求善”走向、能够直接观察到实验室的“类资本运营”，能够直接观察到政府自然科学基金的投人力度及投人方向、以及经济组织对科学事业的社会期望，讨科学知识的发育机制、增长方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当笔者于1993年首次将拉图尔和谢蒂娜的发现介绍给国内读者时不用说在社会上能产生多大影响、即使在专业研究领域也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以致于笔者在的某些刊物.县至是一些权威刊物投稿时屡遭拒载.可见，我们刊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是如此地不能容忍，而一旦遇至少‘知识经济’‘浪潮向我们滚滚袭来之际、找们在谈及“知识“这一话题时又如此地贫困，倘若我们有博大的胸怀，虚心一讨待国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并积极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哪能如此尴尬，但愿笔者的这番议沦能够得到同行学者的容忍，能够得到那些特别擅长赶时髦的，对有关知识的研究学科不求甚解、又热衷于空谈‘“知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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