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私营管理；企业的分权；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价格体制或市场机制下的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是以资产或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经济企业的私营管理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三个特征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米香(1975)将这一经济体制称为“竞争私有经济体制”。虽然“竞争私有经济体制”并不能快速地充分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我们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建立这样一套能够支持竞争市场理论的体制，但自由市场的概念的确是芝加哥学派分析问题时所用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
针对经济效益的福利的分析，芝加哥学派沿用了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分析方法，同时结合了市场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具有的优势，芝加哥学派关于经济效益福利的观点我们可以企业员工及管理者的垄断倾向，他们自卫性的宣传支出，对关税政策和价格调控的支持都可以看作是他们想要稳定市场以保障人力资源和利益安全的一种手段。表面上看，这种在极度不稳定社会里寻求安全的做法与寻求高收入的做法无异，这就促进了工会和约束性团体的产生。只要这些约束性团体和约束性做法能减轻焦虑，提高安全感，他们就为社会福利做出了贡献。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使这些机构更能满足劳动者、专业人士、执行官、股票持有人的安全需求并同时能使这些人员对自己的计划也做出调整以适应科技变化和需求变化的要求。然而，在这些还没有实行之前，持有消费需求至高无上可以决定分配观点的保守经济学家们(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对任何约束消费行为的限制性组织和做法的反对态度都有待商榷。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直到现在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市场面临着新一轮的大洗牌，市场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因素，这可以说是一次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导致的危机，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跟经济领域内充斥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locAlhoSt具体到微观领域内，这种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是无限制地鼓励消费者消费，个人信贷和消费信用极度膨胀，政府真正做起了“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给了消费者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并对其选择等方面的保护，政府的无为导致了消费的代间均衡被严重地打破。当危机到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消费信用不良资产的增多和实际消费量的大量萎缩，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怀疑，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或不消费)对生产厂商所产生的致命性的打击(宣布破产或减员)，经济衰退等等现象。我们毫无理由责怪消费者，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消费者比较起厂商和政府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他们只能决定自己的头脑(受传统制约)但不能决定自己的腰包，他们所能看到的和知道的就是政府的宣传、厂商的广告和邻居家的小沙发。危机是灾难同时也是机会，危机给了我们一次改变消费者不良消费行为和社会中不良消费结构的机会，我国的消费者理应成为既拥有芝加哥学者们倡导的消费自由权利，同时又具有较好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应该称为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