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从政府收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放权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不断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带来了政府的高收入。企业收入的变动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以后）则呈现出大幅度上升，这与改革初期“放权让利”增强企业经营自主权密切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则表现出总体相对稳定特点，这更多与经济周期相关，这说明1994年以后随着“放权让利”的结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企业储蓄越来越遵循一般市场经济规律。通过这些分析可得出结论：（1）居民储蓄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趋势变化的原因；（2）1982—1994年，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关键原因是政府储蓄率在“放权让利”改革中不断下降，企业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将两者放在一起考虑，1996年与1982年（这两年从周期看处于“平稳”期）的数据共相差6.3个百分点，可以说明这段时间的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1994年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不完全与前一时期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储蓄率增长较快，而企业储蓄率总体保持了稳定；从数据看，1994—2007年政府储蓄率共上升了9.7个百分点，可以完全说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趋势。
（四）从宏观经济运行实际看国民储蓄率的变化
从统计数据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但上述的结论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从表2的数据发现1982—2006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7.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2007年、2008年宏观经济有一定程度过热，另外，根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1982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尤其是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民储蓄率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与上面得出的“国民储蓄率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即从1982—2006年国民储蓄率共上升12.5个百分点”存在一定矛盾。上面笔者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得出了国民储蓄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实质上隐含了假定2003年宏观经济运行处于正常状态，而2006年则是经济过热，单从统计数据上看，2002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增加会被认为是一个周期性现象。但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高增长和低通胀，宏观经济总体上并没有过热。这样，2002年以来国民储蓄率大幅度上升除经济周期因素以外，还有趋势上升因素。这就涉及到如果笔者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会与单纯从统计学分析的结论存在差异。统计分析方法本身并无问题，但统计分析掩盖了200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1992—1994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本质差异，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3.1％，而2006年是11.6％，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与1994年相比价格指数相差巨大，显然1994年宏观经济是在过热状态下运行，而2006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见表7）。

可以认为1997年宏观经济处于均衡运行状态，从1998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阶段，一直到2003年才走出通货紧缩。根据刘树成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分析，2003年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对较快，消费率也开始下降，与前一轮不同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通货膨胀；而1991—1992年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一旦提高，通货膨胀立即出现。历史上1992年、1993年均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率，显然投资大于储蓄。因此，笔者认为，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显著特征是宏观经济多数年份处于均衡状态运行。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幅度大于1994年以前的变化。如果根据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理论，2006年与1996年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为10.6个百分点，期间，政府储蓄率的变化为4.8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有4.6个百分点变化（居民储蓄有微弱影响）。按照这种方法，笔者得出的结论与前面结论差别在于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因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构成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关键因素，两者的上升带来了国民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首要原因是企业储蓄，中国过高的企业储蓄实质上体现了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从宏观分配角度看，中国普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额偏低，企业收入偏高，因此增加普通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所得份额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初次分配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约为4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60%以上④，因此加强职工工资正常上升机制建设，在企业与居民之间建立更加有利于居民的分配体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当然这只是长期意义上的政策。（2）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主要应该由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来解释，居民储蓄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保持了稳定。1994年之前随着政府“放权让利”改革，政府储蓄不断下降、企业储蓄快速上升，居民储蓄保持稳定，结果是国民储蓄率呈上升趋势；1994年以后，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均呈上升趋势。从短期政策操作看，政府必须控制政府储蓄的快速上升，主要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消费。

注释：
①见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②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觉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③根据刘树成教授的研究，见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2005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50页。
④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

参考文献：
［1］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２）.
［2］louis kuijs，“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d］.w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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