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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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①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⑥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⑥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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