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知识经济”果如吴季松所言就是我们的治国方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倒也是一桩幸事，至少它算是脱下了神话般的外套，开始现出原形了。[12]至此，许许多多对“知识经济”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知识分子可以回复平常心态了——“知识经济”并非新的救世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立论基础是与当年毛泽东主席的思路一脉相承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因此尽管在这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恐怕离附在“皮”上的一层“毛”的境遇并不很远。

    事实上，我发现昔日曾经流行过一阵的“专家治国论”倒正在死灰复燃，借着粉墨登场的“知识经济”再次还魂，梅开二度。在时下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社会里，在工业理性精神导向下，一切社会问题都被统统化约为专业技术问题，于是一种寄居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便直上青云，大受欢迎。对于当前社会上日益增多的技术专家们，许纪霖先生曾深有洞见指出那是知识分子被文化工业的商品逻辑以及科技理性的发达而吞噬异化后的产物。“这些担负着社会重大责任的技术专家，在专业领域堪称权威，但只要越出雷池一步，便会显得惊人的茫然无知。他们沉醉于琐碎的技术或事务处理之中，不关心价值、意义、规范等符号系统的重建，人文气息日益稀薄，超越性思考荡然无存，在理性系统世界里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既定角色而已。”[13]依靠这些剥离个性的“单面人”（马尔库塞语）以完全工具理性化的方式去治理社会，其结果只能造成一种形式合理但实质不合理的局面。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一只“铁的牢笼”，在此意义上他坚决断言“专家在今天可被认为是无用的了，或者可以降为预言家的附庸。”[14]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经针对当时流行西方的 “专家治国论”深恶痛绝地指出：“晚近西方技术专家根本不能胜任他的17世纪的拥戴者们派给他的恺撒这个角色。”[15]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似乎仍只需要这样的专家型“知识分子”，而具有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业余型”知识分子却还是不名一文。

    通过吴季松先生为“知识经济”时代定制的理想的“人才选拔标准”，我们依稀窥见了作者悉心勾画出的21世纪“知识分子”的大体风采：1、高等数学（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微分方程）；2、在R&D[16]某一领域中的实践（至少5年）；3、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例如：关于算法语言的基本概念）；4、现代管理方法（例如：应用系统分析，矩阵管理法）；5、外语知识（阅读英语的能力对R&D领域的任何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6、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法律，经济，本国历史和科学史）。[17]总算作者还没有忘记将经过其特定框选的“社会科学”放在了“标准”的最末尾，但是关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等的学问知识却只字不提，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早已经被排斥在吴季松精心构架的新型“知识分子”范围之外了。黄平先生曾经把像这般地将知识分子吸纳改造成体制内部的技术专家的过程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18]而依我看来，这样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犹如古代的农奴、中世纪的农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样，不过是充当相应时代的主要劳动力而已。不信就看看作者自己的话语：“知识分子在高技术企业中从事知识性的劳动，工人也知识化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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