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从世界各地搜罗神像，玩起了装点私人神龛的游戏，或者是利用一切种类的体验创造一个冒牌货，并谎称它拥有神秘的神圣尊严，然后拿着它到书市上去兜售。这简直就是欺诈或自欺。”[1]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1919年） 这真是一个“来不及学习”的时代。伴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数不清的新生事物、新生概念有如走马灯一般，在大众传媒的竞相炒作中一跃成为最热门的时尚，然后在人们还没弄懂其具体内涵和意义所指时，又骤然消逝于无影无踪，让人无从寻迹。这也许是“大众文化”（匿名权威）向“分众文化”（没有时尚）过渡时期中的一大特有景观吧[2]。这不，又一个新的名词正成为高高在上的最新时髦――“知识经济”披着神话般的装束，泰然享受着万人的瞻仰。而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博士吴季松先生应时推出的新著《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也立即变成各大书店柜头中最畅销的新书，三个月内连印五次，十数万册顷刻脱销。 想想也难怪，“知识经济”这个新词就字面上已经是太美好了，不要说国内的一般百姓为之欢呼鼓舞，就连一向最具反思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闻之也由衷地欣然雀跃。当了几千年的“穷秀才”，解放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精神变物质的“穷过渡”，好不容易改革后终于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想到到头来竟然还是那干“痞子流氓”以及不学无术的歌星影星、足球明星先“灿烂”了起来。不少知识分子被逼下海，抛却仁义礼信而硬去习练一身的“匪气”与“霸气”，这其中掺和了多少荒唐的无奈感与辛酸之泪。现在总算好了，时代进步了，知识终于可以化为经济了，严肃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终于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了。LocaLhOSt“知识经济”这个被称为“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的新生概念轻松地催发出潜伏在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柏拉图情结”――关于理想国的千年古梦（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精英的地位完全可以与*精英媲美），无疑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耳中来自救世主的仙籁，成为知识分子新世纪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倚靠。 然而笔者恰好尚年轻气盛了些，也不属于“不求甚解”学派，总觉得天上不会随便掉下个林妹妹，这个悬空出世的“知识经济”也不大象是老天因怜见知识分子而灵机一动的新馈赐。那么在我们将其奉为又一个救世主而顶礼膜拜前是否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极富魅力的名词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它的真正内涵又是什么？知识又到底是怎样转化为经济的呢？我想只有先弄清楚其究竟是何方神圣，然后再欢呼雀跃、宣誓效忠也不迟。不要待到又一次烟消云散了无痕时，才发现原来竟又是一套“古今最要命的、最魅惑人的谎话”（尼采语）。 ◎何为知识？ 到底何为知识？要弄明白知识经济的来龙去脉，似乎这是跳不过去的一环。吴季松先生在其新著中也专门辟出了一节来解答此问，他认为知识就是知道（know）“6个w、1个q”，即“时间”（when）、“地点”（where）、“人物”（who）、“内容”（what）、“原因”（why）、“方式”（how）以及“数量”（quantity）[3]。对这一颇似记叙文写作要素的答案，我总觉得着实有些问题，如果我们学知识的过程就是知道无数个这样的“6个w”和“1个q”，那我想我们的学校更应该被叫做报馆才对。这“6个w”和“1个q”合起来充其量只能算构成一条信息，而不是知识。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学识，是不够资格来为“知识”下定义的，但为说明知识与信息二者的区别，特冒昧地将前人的论述加以我的理解记述于此：知识是用科学的方法（即分析、抽象和归纳的方法），在特定的、被考察的现实的领域，从无数条杂乱无章的信息中引导出一般的、典型的、普遍的，可持续的成体系的有意义的规律的阐述。信息可以靠告知而获得，而知识只有通过思考才能理解、接受。如果我们的教科书是用来记载由“6个w”和“1个q”所组成的那种“知识”的话，那么恐怕老图书馆保存着的重达几十公斤、比人还高的合订的《新民晚报》将会是最好的现代史教材。汪丁丁先生曾明确地指出，“信息并不是‘知识’，信息只是包含可能被知道的知识。当我们说我们拥有某项信息时，我们无非是在说我们已经提取出了那项信息所包含的知识。”[4] 在此论断上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信息与知识也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全集与子集的关系，知识并非完全地包容在“信息”概念中。罗素曾经将一个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划分为三大类。其一为个人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二为通过其他人间接体验所得的知识；其三为内省所得的知识。[5]盖此善言我们不费力地便能将信息与知识的范围界定开：信息这一概念至多只能包容罗素所讲的第二类知识，只有这类知识是通过信息的交互流通来获得的。如果不是笔者孤陋寡闻的话，似乎还没听说过至今为止的信息学能够将人“顿悟”所得的知识，或称“意识流”瞬间捕捉并破译，再化作为可交流的“信息”吧！由此可见，知识与信息根本是两个完全有着不同范围与不同涵义的概念。 将“知识”的概念与“信息”故意混淆和等同起来的做法倒不是吴季松先生的创举，早在八十年代初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畅销书《大趋势》中向人们描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就曾如此描述即将到来的“新的经济秩序”：“我们不久就会以大量生产汽车的方式大量生产信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将知识生产系统化了，并扩大了我们的脑力。借用一个工业上的比喻，我们不久就会大量生产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是我们经济的驱动力。”在以上所引句子中，我们注意到“信息”已成为“知识”的同义词，在行文过程中索性完全地将其等同起来，似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要的区别，而且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还得到了“知识”正在被“大量生产”的印象。奈斯比特迫不及待地试图用“知识价值理论来取代马克思过时的劳动价值理论”，他预言“在信息社会，价值是由知识提升的”。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要成为我们经济生活的主要产品（或服务）。[6]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信息与知识从来就有着本质涵义上的区别，奈斯比特那些堂皇词藻背后的立论基础恰恰是混乱得很。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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