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1999年中国十大宏观经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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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在方方面面各种政策“连轰带赶"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费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价仍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已连续2年多呈负增长态势。
十、汇率政策——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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