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在他之前对经济学“理性”做了更为现代的表述的，是数学家纳什（Ｊ．Ｎａｓｈ，因博弈论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１９５０年２月写的一篇笔记（参见汪丁丁，１９９６ｃ），他明确指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涵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选择博弈论做为替代理论。他提出的“选择算子（ｃｈｏｉｃ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在我看来，是目前为止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

    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Ｄ．Ｎｏｒｔｈ，因将交易费用理论用于经济史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同等重要的问题。

    仅从最晚近的文献看，首先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固定的“人性”的否定。这一否定导致社会科学整体性的危机。因为惯常从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一套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是认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法了。例如所谓“社会构造主义”（参阅ＶｉｖｉａｎＢｕｒｒ，１９９６）所强调的９点创新之一是：个人特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翻译为“特质”或“人格”，都不妥当，应当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相区别，同时又不能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太接近）与人性（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个体的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剩下来的，只是“场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和与此相应的“身分（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个体变成了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的现象学派的文献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高夫曼，参阅Ｃ．ＬｅｍｅｒｔａｎｄＡ．Ｂｒａｎａｍａｎ，ｅｄｓ．，１９９７；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４，１９６７，１９５９）。社会通过语言、家庭、禁忌、等等，施加给儿童的塑造性影响（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固然重要，但是个体，甚至从儿童时期开始，也对社会规范进行“选择性适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与存在哲学联系着发展起来的（汪丁丁，１９９８），并通过法国学派（德里达，福柯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利奥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符号文化批评（马尔库塞，本雅明Ｈ．ＭａｒｃｕｓｅＫ．Ｂｅｎｊａｍｉｎ）得以发展。在文化批评领域以外，对“个体－社会”交互作用加以综合的当代理论家，如存在哲学家海勒（Ａ．Ｈｅｌｌｅｒ）提出的“双重历史性（ｔｈｅｄ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概念（Ａ．Ｈｅｌｌｅｒ，１９８６），以及世界领先的神经科学与演进人类学学者迪埃肯（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Ｗ．Ｄｅａｃｏｎ，波士顿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暨哈佛大学医学院脑神经移植专家）今年发表的突破性的重要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１９９７）；最后是社会人类学权威科恒（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ｏｈｅｎ，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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