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利性和“社会－个体”交互作用密切联系着的，是晚近围绕“新进化论”争论所开展的诸多研究。其中，包括坚持传统演化论最力者，牛津大学第一位“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讲座教授理察德·道金（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Ｇｅｎｅ的作者），其在１９９５年的著作中，有力反驳了“新进化论”者主张的革命和无限创新等观点；其它代表作有１９８６年的《目盲的钟表匠：为什么进化论事实向我们揭示出一个没有设计的宇宙》，１９９６年的新著《攀登“不可能峰”》。此外，还包括演进博弈论的始作俑者史密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Ｓｍｉｔｈ，苏塞科斯大学荣休生物学教授），提出“演进均衡”的博弈概念，开展出一门正方兴未艾的“演进博弈论”新学科，其近著有《进化过程中的重大转折》。最后是所谓“英国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大卫·多尔士（ＤａｖｉｄＤｅｕｔｓｃｈ，量子计算机理论创始人之一）今年发表的著作《编织现实的经纬：关于平行宇宙的科学———及其意义》，以及“复杂系统”研究的权威之一，皮尔·巴克（ＰｅｒＢａｋ），其贡献的新著《大自然怎样工作：关于自组织临界性的科学》。

    我在１９９５和１９９６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两篇长文里讨论了当代社会科学面临的关于“理性”的困境。在我看来，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很接近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以及“交往伦理”的思路。不过，这相当于一个多次博弈，其中每一个博弈者具有私人的知识传统，并根据这一“个人知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波兰尼Ｍ．Ｐｏｌａｎｙｉ的概念）”的传统来阐释其他博弈者的行为。如果基本权利的界定是清晰的话，这个多次博弈应当存在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的集合，在这些假设下通常会包含许多甚至无穷多的点；这些均衡点不会因为引进更精细的均衡概念（例如“完备均衡”）而减少许多，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与社会分工及各项知识的分立状态联系着的。对此，我们必须讨论“知识的互补性”（汪丁丁，１９９７ｂ），从而可以把可能的均衡点从本质上加以限制。从知识传统的角度对均衡点的数量加以限制，这需要引进所谓“历史性”。引进这种历史性的方法之一，是让每一个博弈者把过去实现了的均衡，以及其他博弈者对这些历史均衡点的阐释，以矩阵方式排列出来，这个矩阵相当于博弈者的知识传统。据此，下一博弈的策略（基于对其他博弈者的行为的预期）得以制定出来。显然，这只不过是以博弈论的语言把哈贝玛斯的思路再解释一遍罢了。但是，这种再解释，使得我们马上注意到“多均衡”的可能性（在哈贝玛斯的理论里，“多均衡”是通过所谓“反思*往，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来消除的）。

    经济学理性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这里，我们看到的理性行为已经不单纯是个人效用的极大化行为了。因为，一次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者都不满意（例如所谓“囚徒悖论”）。我们不能再基于上述的工具主义立场，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都“似乎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有人使用“个体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来描述这种情况。不过我不太愿意使用“集体非理性”或者“集体理性”这类语词，那意味着存在所谓“集体的理性”（这在我看来没有定义）。不论如何，博弈的结局（例如某种社会制度的实现）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使工具主义“理性观”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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