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假如用来管理危机的体系不能长期生存，这不应当归因于其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荒唐”，而是由于社会和*冲突的恶化难以避免。这就回到了我所坚持的命题：通过“市场”进行管理的思想是空想，资本主义的实际管理需要“市场加国家”，全球化的经济空间和分割成片的*和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冲突是不可承受的，这必将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兴起新的社会斗争，向危机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化的空想提出挑战。 

    但这一挑战会带来更引人注目的总体倒退呢，还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呢？我相信对现行体系的可能替代的讨论，应该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四、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 

    近年来提出的有关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之多，作全面回顾是不可能的。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从极不相同的理论和*观点出发的。因此，我将只选取一小部份观点，即那些非常鲜明地是进步观点的建议－－比如，从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新的发展的目标出发、赋予发展以人民大众内容（消除贫穷、加强社会服务、减少不平等）、将*领域和经济领域重新统一起来（这首先意味着让民主在人民中生根）。 

    我对这些建议自然表示极大的赞同－－不仅是对提出了各种办法的总的指导精神，在许多情形下，更是对所提改革建议的细节，这些建议的必要行动是在三个层次，即地方、国家和全球。促进人们态度的转变，将基层的人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负起责任，使这一阶层的人民成为经济方面真正的积极推动者，从而在经济活动与*、社会、文化生活之间建立起联系，把他们从资本主义所赋予他们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把工人降低为劳动力、把公民降低为消费者，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更好的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为这一前景进行的斗争必须得到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次的适当的政策支持。在我看来，国家层次仍然是最关键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层次有*组织的存在，这个组织我们还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层次，我所谓的“脱钩”－－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使外部联系从属于内部发展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是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必要去准确构划其轮廓，但这只能在各国不同情况的具体基础上才能做。因而这要“迫使”世界体系去适应：不仅是在停滞中强加“调整”的景象，而且是以双方面的调整来取代单方面的调整（即调整弱者以适应强者）。要想充份有效，这些国家政策不仅要求重建外围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特别是通过建立地区联盟），而且要求转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和*组织，这恐怕是最必要的。 

    在最近一个时期，各种想法非常之多。最激进的主张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一次是在世界范围内－－为了世界所有地区的第三世界人民和工人的利益来一次收入的重新分配（如米德（ Walter Mead ）所说，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按照它们的倡议，这些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