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发达国家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只能外化为比较低的产品成本，然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由来，如果允许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去美国打工，中国就不会有对美贸易顺差。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教育优势，同样以物化形式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但是遇到了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办法就是极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则采取直接投资，将自己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只要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就只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来，否则就无法直接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真正的平等规则，应该是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为拥护“国际化”的国家。

    第三，非常重视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如果比较利益理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歪曲，那么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所得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政策，就更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我们不能够指望美国帮助和救济，不能指望和美国合作得到尖端高科技。我们不可能象墨西哥那样，实行美圆化，给美国当附庸国。（即使我们想当，美国人也不一定要）。俄罗斯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我国应该讲求动态的比较利益，扶植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扩张。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将使国内许多行业获得改造，并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政府的压力非常大，必须承接大批下岗工人，并为农村数亿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应该破除“以市场换技术”的迷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引进关键和基础技术，而且这个“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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