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和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相冲突，这也就是俗称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要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的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立法规定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经费划拨、人员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五、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沸沸扬扬的送法下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使二者的职能差异近乎消失。再从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甚至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法官除了法律，再无别的上司”的名言被抛置一旁。凡是能和办案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宪法设立的是“一府两院”模式。然而事实上检察、法院从不具有与政府并列的地位，人事、财政上受制于政府不说，从领导配置的职级来看，市（县）长、副市（县）长都是地方市（县）党委的常委，公安局长也均进入了常委序列，但院长、检察长至多是个副市（县）级。从党委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领导甚至公安机关的领导也就是检察院、法院的领导。法官对上级的依赖性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 六、检察官、法官的必要待遇也存在着不足 以检察官为例，中国的检察官与其他国家检察官相比，待遇是比较低的。实现司法公正、拒绝腐败，就要保证法官、检察官这一群体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所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条件对保证作为法官、检察官的尊严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以如今的差旅、住勤标准，很难想象当他们从住宿的简陋、有时甚至是肮脏的小旅店出来，在街头小摊处吃完大饼、油条，走上庄严的法庭，坐上审判席、公诉席与刚从星级宾馆出来的乘着小轿车来到法庭的辩护律师相对而坐，其内心的公正性、与职业的尊严感会丝毫不受影响。 本人以为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制度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 参阅书目、文献： 1． 培根：《论司法》，载《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贺卫方 ：《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4． 徐显明、齐延平：《论司法腐败的制度性防治》，载《法学》1998年第八期； 5． 叶祥考、赵厚轩：《论刑事司法公正中的利益公正》，载（京）《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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