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审工作和科学的定罪量刑。但社会调查究竟应该是诉前的调查，还是审前的调查；调查的主体究竟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于社会团体；调查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如何把握；调查结果是否应该在开庭时宣读和质证；等等，都应该继续加强研究；又如，寓教于审必须贯穿办案的始终，还有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阶段。如果庭审教育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必须保留的话，是放在宣判前进行，还是放在宣判时进行，或者放在宣判后进行。类似这些方面，新的刑诉法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修改刑诉法的指导思想中得到启迪。 三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且与新刑诉法不违背的，应继续大胆探索。没有探索精神，就不能认识新事物及其规律，就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今天，更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常讲要维护法制的严肃性，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作为改革之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特别是在创建过程中的少年司法制度，没有开拓创新是不行的。应该承认，这几年来我们坚持了探索精神，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得看到，我们的前进步伐还不快。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法律的范围内加大探索的步伐。随着新刑诉法的施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起诉书和公诉词等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少年受害人和证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少年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公安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和途径；等等。通过探索来推进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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