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凡罪之丽于法者，亦如之”。[9]在这样一个动辄杀人、在闹市展示血腥杀人、展示肉体制作技术的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社会上却到处洋溢着一种谨慎用刑、刑法谦抑、刑法人道、有利被告、保障犯罪人人权的刑法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超越了社会一般人的思维界域，而上升为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领导人制定大政方针时的指导思想，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三令五申，念念不忘，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在这样野蛮的刑法时代，谨慎施行刑罚的思想真的有这么流行，甚至成为了主流刑法思想？领导人的治国方略真的就有这么温情脉脉？

考诸两周时期的刑法，依然是一部充满原始气息的野蛮刑法。《尚书？康诰》有云：“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在这里，发表训辞的领导人周公谈到了三种重罪。一是“寇攘”。“寇攘”是指掳掠人使其家属以粮食来赎人，这即是我们现代刑法所讲的绑架罪。二是“奸宄”。多人合伙自内窃取财物的是奸，多人合伙自外窃取财物的是宄。三是“杀越人于货”。这种犯罪就是杀人或使其跌倒而抢劫其财物的犯罪，相当于我们现代刑法的抢劫罪。对于这三种犯罪的犯罪人，周公认为都是“暋不畏死”，也即是都是些亡命之徒，对之都要“罔弗憝”，都要判处死刑。[10]也就是对于绑架罪、多人合伙盗窃罪和抢劫罪，都要处以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即死刑。这样的刑罚制度，不能不说是带有浓厚原始报复情结的重刑。毫无疑问，在原始的重刑氛围里，周公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他身上也应相当程度上流淌着重刑主义的血液。

事实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疑虑，在一个报应观念尚如此强烈的时代，周公作为一个一定程度上抱有原始重刑思想的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他怎么会超越自己的时代和使命，一跃而成为了一个跨时代的“慎罚”代表？

让人产生疑虑的证据尚不止于此。对于传统刑法学者所确信的西周刑法区分惯犯与偶犯、故意犯与过失犯的说法，有学者予以了有力的否定。著名法学家蔡枢衡教授及其高足宁汉林教授采用音韵学、训诂学方法，对《康诰》的内容进行了重新考证。他们认为，“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中，“敬明乃罚”的敬是慎的借字。明是定的借字。定是决定。乃是汝，指罪犯。罚是刑的借字。“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的人是指犯罪的人。“有小罪”，是指所犯的罪是小罪。“非眚”的非是否定词。眚是指天象变化，如雨旱不及时，引伸为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中要采取自救行为，即现代刑法学上所讲的紧急避险。“乃惟终”的乃是就。惟有独、只等意。终是重的借字。“自作不典，式尔”的自是指犯罪人自身。作是为。典即刑法的典册。“式尔”的式是适的借字。尔是代词。“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中厥指犯罪人。“有厥罪小”，实是指犯罪人所犯的是小罪。“乃不可不杀”就是不可不处以刑罚。“乃有大罪”，即就会犯大罪。“非终”，实是非重，也就是基于犯罪率上升，犯重罪的日趋增加，最后非用重刑镇压不可。“乃惟眚灾”，实是乃惟省哉，也就是说这是值得深思的啊！整句的意思是：应当慎重决定对罪犯应处的刑罚。犯罪人犯的虽是小罪，如果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所采取的紧急避险，就只能加重处罚。对小罪加以处罚，就可以制止犯大罪，如果对小罪不处以刑罚，就会促使犯罪人犯更大的罪行。这是值得深思的啊！所以必须适用刑罚处罚。[11]

对于同一段古文，不同研究者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是区分偶犯和惯犯、故意犯和过失犯的“慎罚”的做法，另一种却认为是对小罪也要处以重刑的重刑报应做法，结论完全相反。到底哪一种结论更为可信呢？笔者认为，蔡枢衡、宁汉林教授的结论应更为可取。其原因有二。第一，方法优势。宁汉林教授等运用音韵学、训诂学的方法还原古文字原貌，比单纯从语言的现代意义入手推断古文词义，能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第二，符合历史背景。西周时期，尚是一个文明开化不完全的时代，刑法尚残存着草创时期的野蛮特色，重刑思想镶嵌其中，实是必然之事。两种解释相较而言，蔡枢衡、宁汉林教授的解释应更为科学。

应该说，周公这种轻罪重刑的思想和其绝对法定死刑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于轻罪要处以重刑，对于绑架罪、多人合伙盗窃罪和抢劫罪，都要处以绝对确定的死刑，这两种做法都是追求重刑威慑和重刑报应，在重刑这一点上，两者找到了默契。

其实，《康诰》中展示周公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刑思想的内容还是很多的。例如周公谆谆教诲令他极不放心的年幼的康叔道：“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

这段话的大意是：要对殷地实行严格的监控。殷民多次不奉周命，发生暴乱，需要用刑罚镇压。在惩罚犯罪时，不在于罪之大小，而在于只要当争讼时其犯罪的预谋已表现或者传闻出来，就要给予处罚。[12] 只要有犯罪预谋或者有犯罪传闻，就要对之予以刑罚处罚。非常明显，这种惩罚其时间太过提前，惩罚的标准也太过武断。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刑事政策肯定会草菅人命，肯定会造成冤假错案泛滥成灾。这种治国方略更加鲜明地说明了周公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刑思想，它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周公并没有在谨慎施行刑罚，而是有为达政治目的而滥施刑罚之嫌。

另外，很多学者认为“罪疑从轻，罚金赎罪”是西周时期一种有利被告的做法，体现了“慎罚”思想。其实，西周时期的“罚金赎罪”并没有体现谨慎刑罚的思想。其理由有两点。其一，“罚金赎罪”其适用前提极不可信。“罚金赎罪”的前提是行为人有“疑罪”，只需要是有犯罪嫌疑而无法说明清楚的人，而不需要是真正已经被定罪者。[13] 其二，“罚金赎罪”过于严苛。西周政策制定者要求处以财产处罚的时候必须“报以庶尤，永畏惟罚”，[14] 也就是西周统治者认为：对犯罪所处的财产处罚，必须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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