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司法就是以考试等等；同时，当局则希图司法发挥更为广泛的治理功能，即司法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制度运作上从属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与政府的政治规划中的经济政治任务密切配合，受制于政治的基本路线和目标。这就使得本来要回归司法自治的司法改革无法摆脱其难以驾驭的政治化（非法治）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发展和矛盾的累积，维稳成为多年来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这本来与司法无关，但由于我们的司法和政治之间的历史和现实纠缠，遂使“维稳”成为司法特别是法院的首要政治任务。在维稳作为首要政治考量中，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成了司法过程的中心考量。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此前脆弱的形式法治建设成果，也使司法在具体规划和操作上也几乎成为维稳治理的附庸。此时的司法改革，自然是已经无法继续推进，且有倒退之势。
三
司法改革不仅没有使正常的司法功能有效发挥，反而试图用司法来解决30年来累积的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矛盾，这从理念上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摆脱“司法工具论”。
司法工具论在我国可以说是个老传统。建国之际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对所谓的旧司法人员加以政治清理和改造就是一例。到了“文革”时期，不仅司法工具论大行其道，且演变为无法无天的法律虚无主义，检察机关被撤销，公检法司则被彻底砸烂，党委直接办案。全国从上至下，司法的功能和权威荡然无存，成了纯粹的暴力斗争工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司法工具论或法律虚无主义是赤裸裸的工具论。这种赤裸裸的工具论在“文革”结束后被严厉清算，法治主义的司法理念得到广泛认同。lOCAlHoSt不过，那种无法无天的司法工具论虽然得到清算，但并未完全清除。
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工具论表现为对司法服务经济建设、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等口号的强调。虽然同时注重并推进形式法治方向上的司法建设和改革，但强调司法为经济服务，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司法工具论，目前则是强调司法为政治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依然还是基于司法工具论对司法的认识和定位。
我们应该认识到，司法是具有被动性的，在传统家庭社会、伦理社会中只承担纠纷解决的功能；目前虽然是处于公民社会，但司法还是司法，其本性依然是承担基本的纠纷解决功能，并没有实质上的变迁。将那些本身不属于司法解决的问题强行通过政治之手交给司法来解决，不仅浪费了稀缺而宝贵的司法资源，且真正的需要司法解决的纠纷反而得不到解决。

社会的纠纷多种多样，本来存在多元的制度供给，由各个领域来合力完成，但司法有司法的途径，社会有社会的方式，不能完全混同，也无法合而为一。近年来对司法人民性、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强调就是典型的例子。为什么一定要把法院办成大调解、去大搞所谓的司法能动？当前社会矛盾的确是比较突出，但思考其解决办法，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更不能还拿之前的司法工具主义来解决问题，应该致力于从社会矛盾纠纷的政治、社会根源出发来思考应对之道。
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局基于司法工具主义的思维惯性，依然把问题、压力引向司法渠道。殊不知，当下社会政治问题之所以较为严重，正是因为行政、政治渠道承揽了过多解决问题的责任而使司法陷于失灵状态的缘故，不对行政、政治领域对症下药，司法何堪重负？试想假如民间社会发达了，社会自己就会生长出一套解决机制，现在追求基于司法工具主义的司法垄断主义、司法全能主义并非司法之福，实为司法之祸，司法被强制摊派了其他领域的矛盾、冲突与责任。这种外源性摊派必然对司法产生殖民化的效果，使得司法无法按照自身的逻辑与节奏发展。因此，如今扭曲的司法并非司法本身的扭曲，实为中国政治社会治理系统性危机的浓缩与表征。
因此，中国司法需要再一次的重建，其要旨在于遵循法治的基本理念和逻辑，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司法有一套仪式，传统上中国司法也是有一整套威严的设置，所谓正义女神蒙着双眼、所谓包公要有第三只眼等等想象的神秘化的表象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的是法治主义的司法逻辑。中国司法改革应该朝着逐渐亮明此种逻辑的方向进展。
四
不少人老是担心基于现代司法理念的司法改革，司法的功能到是得到尊重和发挥了，但如何制约和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这样的担忧自有其道理，但是这种担忧实际上是很片面的理解。
首先这其中存在一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其次是实现对司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目前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可供借鉴。以法官为例，在司法独立受到宪法保障的前提下，法官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不受制约。法官所受的制约既有法律共同体内部的约束，也有外部的民主监督。
司法改革并不是去寻找正义实现的终极灵丹妙药，如果真是这样做恰恰是最有害的。因为根本不可能有，于是转而诉诸于上帝或统治者个人。所以司法改革的方法论不是找出解决司法改革的终极路线和方法，而是一个经验的事务，只要按照大致的平衡、多元、妥协、制衡的原则来构建即可。这里不妨调用美国开国元勋、联邦党人汉密尔顿为司法权辩护的经典理由：无钱无剑，唯有正义裁判，因而成为比克尔所谓的“最小危险部门”。反腐的重点显然更应该是有钱或有剑的政治强势机构。对司法腐败的担忧不构成阻却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充足理由。
因之，在我看来，如若走出目前的司法改革困局，必须要对司法进行正本清源和“减负”。
首先是正本清源，对司法究竟是什么，予以重新定位。司法就是以法律为准绳、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中立地裁判社会纠纷。关于这一点，古代实际上看得就比较清楚，即“定纷止争”。就在于其功能虽然基础，但也很简单，不需要如此多的顶层设计和众多的改革规划，不需要这么多东西，把传统社会都能够认识到做到的功能作为其基本功能——定纷止争——就足够了。司法就是由专业人员根据法律来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固然有独立性，但不是绝对的，传统中国和西方社会都能够做得很好。司法本来也就是这些作用，“卑之无甚高论”，不是什么高深的法理和逻辑推演，就是简单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认同。
其次是“减负”，就是减去现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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