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对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加疯狂、残酷的破坏和镇压。
1948年4月1日，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利用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红旗特务”，接近以文城书店为掩护发行《挺进报》的地下党员陈柏林，借机逮捕了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任达哉叛变，供出其上级——中共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特务在许建业作职业掩护的志诚公司守候，逮捕了前来接头的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并从刘国定身上找到线索逮捕了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叛变，指认刘国定为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身份暴露后也叛变，供出《挺进报》机关和人员。由于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上下川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庆市妇委书记胡其芬、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负责重庆和川东联络工作的江竹筠等100多人被捕，其中大部分被管押进渣滓洞。“据解放初期的粗略统计：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上下川东、川西等地，包括重庆、成都，被捕的人数是：共计133人（不包括上下川东起义失败被捕的）……被杀害的53人。”

五、1948年，因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陈以文、刘石泉等80余人被关押进渣滓洞

1948年，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前线反攻，牵制敌人兵力，破坏反动政府的兵源粮源，中国共产党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抗丁、抗粮、抗捐”为号召，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在上下川东（现重庆市东部和四川东北部地区）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是1948年1月，彭咏梧等人领导的奉（节）、大（宁）、巫（溪）武装起义。第二次是1948年2月由邓照明具体负责，在梁平县虎城乡、达县南岳、大树乡等地举行的“虎南大”武装起义。第三次是1948年8月，王璞等人在华蓥山区域的广安、岳池、武胜、合川、渠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三次起义均遭失败。国民党将起义失败后被俘的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陈以文，第七工委副书记刘石泉等80人关押进渣滓洞。“据有关资料：华蓥山起义前后，周围各县在敌人围剿、清乡中牺牲的游击队战士、人民群众共400余人。捕送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杀害的72人。”

六、1948年，因遂宁横山区委遭破坏张德明、许盛清等10余人被关押进渣滓洞

1948年10月，遂蓬工委委员袁儒杰在遂宁新桥乡场上被捕，供出了他在新桥乡所领导的80余名地下党员。1949年1月，因袁儒杰叛变而被捕10余人被押送到渣滓洞，其中张德明、许盛清、张力修、高精益、廖忠良5人在渣滓洞大屠杀中殉难，李泽海在大屠杀中脱险。

七、1949年1月，因川康特委遭破坏，齐亮、马秀英等10余人被关押进渣滓洞

1948年11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除将保密局重庆站合并外，还将四川、西康、云南、广西各地公开和秘密机构40余个单位统归该特区指挥。徐远举因破坏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有功升任特区区长。升任特区区长后，徐远举想在破坏中共川东地下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破坏中共川康特委，以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1948年9月，徐远举将刘国定以绥署侦防处专员的身份派驻成都，配合成都的特务查询川康特委的线索。1949年1月13日，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特委委员华健以及地下党员韩秉炀在被特务抓获，随后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及妻子马秀英等数十人在成都被捕，中共川康特委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1月底，徐远举将“蒲华辅、韩子重等十余人带回重庆”，关押进渣滓洞。
通过对1947年12月至1949年11月这一时间段被关押进渣滓洞看守所的革命志士被捕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革命志士以及进步人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前途前赴后继，敢于抛头颅、洒热血。而国民党为维持其独裁统治肆意逮捕、迫害进步人士的行为必将使自己走向灭亡。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