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一种可以叫做“集体主义”的企业文化，因为“主义”的意思是将某种特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例如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假如企业真的把某个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化”为企业全体员工的价值观念，这个企业必定已经丧失了创造力，从而必定是要消亡的。这样看来，“团队精神(team spirit)”是远较“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更为恰当的一个语词。当然，前者不同于后者，因为它并不把任何个人的价值强加给整个团队，它充其量是一种“分享着的精神”，而不是“主义”。
任何“集体”都是从“个人”集结而来的，虽然任何“个人”都无法独立于社会而生成自己的“个性”。阿罗早就证明了(“不可能性”定理)：集体选择，在相当普遍和现实的假设下，是无法自恰的。换句话说，任何集体行动都只能是*行动，只能是群体内部利益冲突着的个人达成*妥协的结果，只能是我反复论述过的“社会博弈”。因此，当经济学家和*学家谈到“理性选择”时，他们总是指称“个体理性”的选择。当代思想家麦金泰尔走得更远，干脆写了一本书叫作《谁之正义？何种理性？》，来彻底打碎那些仍然要追求“集体理性”人的迷梦。自从这本书在80年代发表以来，我们对任何向我们鼓吹“集体主义”的人都更加理直气壮地反问：谁之“集体”？何种“理性”？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实，用不到这些“新左派”的支持，经济学家也早就能够回答“集体主义”的鼓吹者们：集体总归是有“产权结构”的，这产权结构所限定的利益格局(以及利益冲突)，至少在经济上已经为这个所谓的“集体”作出了层次划分：那些控制着产权结构的主体的人组成的群体被叫做“既得利益群体”，而那些其余的人则组成这个“集体”内部的“弱势群体”。lOCAlhOSt所以福柯才不厌其烦地批判哈贝玛斯：任何群体在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权力结构”，受到这一权力结构的影响，弱势群体的声音不可避免地被遮蔽了，从而他们的利益——经济的、*的、文化的，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遮蔽了。后者把他们特殊的价值观念强加给集体，成为集体的“意识形态”。
在说过了这些左的、右的和新左的看法之后，我的结论其实很明白了：但凡有些思考能力的人，不论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方面，都承认，没有一个可以叫做“集体主义”的文化。任何被冠以“集体主义文化”的东西必定在骨子里是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价值观念，被权势者强加给了整个“集体”。
新经济的制度学特征，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新经济的制度特征是什么”里说过，是知识群体成为产权的主体。而新经济的现象学特征，则是企业在“横向革命”中的命运前所未有地依赖于每一个员工的主动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微软”的企业文化必须被塑造为“个人主义”的，而不是任何其它“主义”的，因为创造性的源泉是个体精神的自由冲动，或者，用黑格尔的话：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精神就表现为创造。
与所谓“集体主义企业文化”不同，日本人把他们企业的“团队精神”概括为：在充分尊重每个员工的意志的基础上达成的默契。当然，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企业因此在决策时表现出过分的谨慎、缓慢、前后矛盾(集体行动不必是自恰的)，因为他们要反复“磨合”整个团队来自方方面面的个体的意志。
一般说来，新经济的企业文化越是“个人主义”的，企业作为整体就越涌流出创造精神。这个整体的创造精神的关键，在于领导这个整体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把这些富于创造性的个人主义者恰当地——以收入分配、产权结构、长远利益、个人感召等手段——组织为“企业”。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扩展“人类合作的秩序”，他必须把各种可利用的组织手段协调为一个自恰的“组织”，他可以做到这点，因为他本人是“个体性”的，具有个体意志所具备的“个体理性”，也正因此，企业往往显现出企业家本人的“个性”。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你信仰自由主义吗？你塑造的企业文化必定是个人主义的。你崇拜权力吗？你塑造的企业文化必定包含了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指出：集体主义是专制者的意识形态。诚哉斯言！
哈耶克还指出(《自由秩序原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创造是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在一切可能生活中的创造，理论上就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创造。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谁是真正伟大的企业家？让他所塑造的企业文化来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