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智囊团是现代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智囊团聚集了一批专家、学者，运用他们的集体智慧，为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提供最优化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帮助领导作好决策工作，它是决策者扩大了的头脑，延长了的神经，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外脑”或“思想库”。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凡属重大的成功的决策，往往是在智囊的辅佐下做出的。历史上，任何精明能干的将帅、官员，甚至帝王，无不寻觅天下奇才，为他出谋划策，充当“外脑”。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据一方，都想吞并对方，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各诸候国之间，既斗武又斗智，既养兵又养士。“士”就是谋士，也即智囊人物。养士最多的是齐国的孟尝君，养士三千。一些有见识的君主，也比较重视谋士的作用，把养士作为治国的一项根本办法。《战国策》记载的冯为孟尝君焚券就是一例。有一年，孟尝君的领地“薛”这个地方闹饥荒，无人敢去代收租税。冯罐毛遂自荐，愿为孟尝君效劳。他到了“薛”地，立即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百姓，宣布一切债务作废，一切债券当众烧毁。老百姓欢呼“万岁”。冯堪回来后，对孟尝君说，我看贵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什么都不缺了，就是缺一样东西——“义”，我这次给您买来了“义”。孟尝君听了大为吃惊。后来，齐国换了新国王，国王听信谗言，把孟尝君宰相之职给撤了，封他至“薛”为候。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前来迎接，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才恍然大悟。如果没有冯酷当初买来的“义”，哪有今天的夹道欢迎。loCalhoST
到三国时期，智囊已达到军之必备，国之必有的程度。且分为许多层次，国有国相，军有军帅，各路兵马将领又都有自己的随身谋士，做到层层有参谋，事事可咨询。刘备曾说过：“虽有关、张敌万夫，岂胜诸葛一良图”。曹操在郭嘉死后，曾哭倒于地，说“奉孝死，此乃天丧我也”。刘备、曹操他们都把得天下与得谋士联系起来，而且一部《三国演义》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一条：成事在于人谋的思想。
可以说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精明能干的将帅、帝王，都是善于利用“外脑”，依靠智囊作出重要决策的。领导的高明往往是建立在智囊的高明之上的。但是，古代智囊基本上是智囊人物的个体活动，凭经验和推理行事，而且智囊人物都是隶属于某个领导人，“谋”与“断”是合在一起的，实行的是经验决策。其科学性、正确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古代的智囊制度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是与小生产相联系的。
现代社会迅猛发展，各方面的情况千变万化，各种信息大量涌现，智囊个人也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智囊团纷纷涌现，“谋”和“断”彻底分开，这是社会分工的一大进步。我国还没有依靠智囊参与决策的经验和习惯。但是现代化建设必将使越来越多的各类专家参与领导工作成为参谋或智囊，这是现代领导工作的基本趋势。因此，如何学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应当成为我们领导者的一项新任务。
第一，没有通过智囊团的咨询工作，不得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只有在智囊团对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出多种可行性备选方案以及对利弊得失作出充分说明以后，领导者才可进行决策。决策之后，如遇重大问题，应由智囊团进行追踪检查，及时修正和调整原方案或提出应变方案，这是决策工作减少失误，纳入科学化轨道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智囊团要有合理的智能结构，这是完成复杂的决策研究任务的重要条件。现代决策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群”，要求多种学科的人协调组合，这样可以避免考虑问题狭窄、片面而提出错误的咨询意见。美国宇航局局长下台的时候，记者问他，你从事多年的宇航事业，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你有什么体会？他说：“我的体会就一句话：不要让一个专业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他道出了多学科的专家互相切磋，互相启发的思想。
既然领导的决策离不开智囊团，而智囊团是有众多的智囊人员组成的。那么对智囊人员应有什么要求呢？一要博学、多才，知识面广，对所研究的专业有较深的造诣，博中有专，专博相济。二要有综合分析的能力和旺盛的创造精神。三要成为科学上的纵横家，既善于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出主意，又会鉴别别人的主意。四要有全局的系统观念和一定的政策水平。一个没有战略眼光，只顾眼前小利和不懂国家大政方针的人，是不适合作智囊人物的。五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在发挥智能问题上，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因为少数人的意见往往对原来旧有的思想框框是一个冲击，而对决策则会带来重大好处。
第三，智囊团可以帮助领导决策，但不能代替领导决策。领导者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智囊的谋略，要认真对待，审慎处理，但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完全依赖专家，自己毫无主张，甚至连决断都推给智囊团，那就是领导的失职。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善于利用各类专家的头脑，在专家工作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断；同时又能不为专家所左右，牢记自己的职责。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断”，这是决策中最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