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表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略。
正像2005年一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后，中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难点又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试图对这些可能成为我国今后农村改革重点领域的几个方面作一讨论。
调整城市化政策 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LOcALhOst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实现这两个转变，在大的方向上也可以叫做“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是正确的方向，但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却并不容易。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关键是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多年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离不开提高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粮食生产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在这三大目标中，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但是，即使将2004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增加10倍，每个农户平均也只能得到五六百元。所以说，在目前条件下，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人数减少，农业规模增大，不仅可以使农户获得国家补贴的数量增加，还可以提高农户承接国家其他支援农业项目的能力。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也不会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和谐社会也难以建立起来。
笔者认为，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架构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土地政策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土地政策没有突破，农民进城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土地承包权必须永久化、市场化，使农民放弃土地后能得到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但是，也要有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防止过快地出现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政府对土地的交易要有控制和调节。
第二，城市居住和住房标准政策。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后，要有居住地登记政策。登记的条件是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的住房。这是合法居住的惟一条件，也是取得属地化管理的社会保障账户的前提条件。不用担心几户人家租用一套房屋而“骗取”城市居民身份，因为一个标准居住单元只获得一户居住登记权利。
第三，城市工作场所居住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长距离的农民兼业将难以消除，而兼业农民不见得都有能力购买或租用标准住房单元。因此，要制定“工作场所居住”法规，他们不能获得居民资格，但他们的“社会保障账户”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们在农村可以保留土地。
第四，社会保障账户管理政策。要为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社会保障账户。中国很大，账户管理不宜全国统一，应该实行以城市或省为单位的管理，并允许各地有差异。农民兼业地方变化以后，账户资金可以转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区可以扣除一定部分，以鼓励地方加强保障金的收缴和管理。可以学习广东省的经验，实行社会保障账户的社会统筹和个人交纳(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在账户转移时，原管理城市或省区仅仅在社会统筹部分扣留一定数量。账户项目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部分。工伤保险走商业保险的路子。
第五，劳资关系调节政策。按目前的制度或制度实施的水平，农民兼业者在城市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必须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提高资本雇佣劳动的成本，增加兼业者的收入，甚至使一部分兼业者成为完全的城市工人。可通过如限制劳动时间，强化加班报酬管理，强制企业资方交纳工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定比例，强制改善工作场所居住环境等办法达到上述要求。
第六，强化对城市居民兼业的管理。对这种兼业要限制，办法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用这个办法可以增加城市就业人数，给农民兼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七，国家行政分权和财政收支政策。目前的情形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中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不论何种“密集”型的经济都在搞，使得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出现产业空洞，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与大城市的产业门槛太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干部任免制度、行政分权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关，这些制度造成了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资金的抽取，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影响到当地的就业吸收能力。
笔者相信，如果以上政策能制定和完善，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配套政策，对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稳步转移是有利的。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键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政策的犹疑不定，说到底是担忧城市对农村人口输入的承接能力。其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已经大量承接了农村人口，只不过他们处于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但资金可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获得。只是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不是体现在2004年农村政策中的小调整，而应是更大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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