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说，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些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消除，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的任务还很艰巨。韩部长，您是研究农村经济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中青年专家，请问，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机制建设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好哪些工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韩俊]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关于“三农”的政策是集中体现在2004年和2005年的两个一号文件当中。在这两个一号文件的背后，有两个重大的论断和两个重大判断。第一个论断就是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断。
第二个论断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现在从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一号文件，两个重大论断。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两个重大论断为当前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制定“三农”政策定了基调。宣传和理解“三农”政策一定要围绕这两个重大论断进行讨论和学习。
根据我们的研究，要解决好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在机制建设方面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新阶段、新时期我们的“三农”政策要体现胡锦涛同志的这两个重大论断，必须有三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以工哺农本质含义是用工商企业创造的利润、提供的税收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localHOst实际意义就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到农村。金人庆部长第一次提出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这是财政政策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但是到农村，农民讲还没有看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呢。所以我认为新时期必须对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重大调整。以工哺农就是在税收政策上要对农民采取非常优惠的政策。2000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2000年农民的各种税费负担1367亿元，人均165元钱，占农民收入的比重是7.6％。去年农民税费负担人均只有38元钱，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1.3％。
今年全国农民的税收加起来还不到20亿。我们在这么几年把这一千三四百亿就拿掉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真是让农民得到了实惠。所以今后农村税费改革还要往前推进，推进并不是说对农村开出什么税种。
还有就是农村教育问题。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首先是教育，我觉得政府应该以父母之心来办教育，教育的追赶一定要有于经济的赶超，一定要加快实行真正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在发达地区应该加快实行免费的12年制免费教育。中国到了目前阶段，就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财力来讲，完全有能力实行真正的九年制的义务教育。
日本1947年就实现了九年制的免费教育，我们现在的财力状况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公共财政支持农村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民交10块钱，政府补10块钱，中央掏10块钱，主要解决农村大病治疗问题。真正参加合作医疗以后，受益农民只有2％左右。所以在农村卫生方面，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还要加大力度。
第二个支柱，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也就是说要敞开城市的大门，要消除城乡壁垒，打破二元结构。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有一种误解，只要城市化水平一提高，“三农”问题就能解决，这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最近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巴西贫困窟对我们国家的启示。首先让农民进城，然后还要考虑它的住房、子女教育等等，都要提供公共服务。这就要求城市的发展思路一定要改变，城市的政府不但是有本地户籍居民的政府，你是全体在这儿就业、在这儿生活所有公民的政府，所以公共财政支出应该覆盖到所有的人，公共服务应该惠及所有的人。
第三个支柱，要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现在到农村一看，税费基本免掉了，农民还有什么意见？农民最大意见就是土地问题。温家宝总理讲要把土地的使用权、经营自主权永远交给农民。我觉得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真正定心。但是土地没有真正定权，我们把土地的经营自主权永远交给农民，但是你到农村一看，农民心里还是不踏实。
所以首先要进一步界定土地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这么快，一亩地一用于商业用途就增值几十倍、几百倍。土地的增值收益一定要拿出一部分来让农民分享。现在农业地转用非农用地，对农民的补偿实在太低。比如安徽到南京的高速公路，安徽段160多公里，我们给农民的补偿只有3公里的造价。所以补偿费太低，征地的范围太广，对失地农民没有建立社会保障。
新时期我认为这种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现在每年征地大约300万亩左右，大约有二三百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现在全国时地农民总数已经达到四五千万，这个数远远超过下岗工人。所以需要我们在土地制度上建立一定机制，要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从最近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来看，新时期“三农”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城乡之间深层次的利益矛盾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希望通过机制方面的创新，真正为缩小城乡差距，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创造一个基础性的条件。